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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火在运行:从现代文学社团说开去(杜毓婕)
2017-08-30 来源:青海作家网 作者:青海作家网

地火在运行:从现代文学社团说开去

——孔庆东《1921:谁主沉浮》中的文学社团述评

杜毓婕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作为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的一辑,孔庆东所著的《1921:谁主沉浮》着重梳理了1921-1928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流变脉络。其中文学社团不仅是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阵营,更是后人理解与阐释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从文学社团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发展,对文学史发展的评述具有深层意义。

关键词:孔庆东;文学社团;文学史

 

孔庆东所著的《1921:谁主沉浮》被认为是他学术生涯中少见的严肃型学术著作。尽管如此,在这部书中仍带有明显的孔庆东个人化的调侃、辛辣的语言风格。《1921:谁主沉浮》隶属于谢冕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这部丛书既是在世纪末对百年中国文学的一次回望,也是突破文学史写作范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谢冕在《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编写中提出了“大文学”的概念,因此这部丛书的编写无不体现了谢冕不同于一般文学史写作的追求,他不仅考虑如何线性地描述百年中国文学的时间状态,而且鼓励参与者在百年的背景下提出文学的问题。不仅是再次以“结构”的方式描述着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而且意图对重要的社会、文学事件和年代集中透视。这部丛书主要由谢冕所著《1898:百年忧患》、程文超所著《1903:前夜的涌动》、孔庆东所著《1921:谁主沉浮》、旷新年所著《1928:革命文学》、李书磊所著《1942:走向民间》、钱理群所著《1948:天地玄黄》、洪子诚所著《1956:百花时代》等十二辑组成。尽管这十二辑的年代与书名选择上未必能获得广泛认同,但其特色在于选取重要的时间点,覆盖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从史学意义上来说,文学史的书写总是与相应时代的政治、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学史说到底是一种后人的解释,无所谓“新”与“旧”的对立。因此在“重写文学史”涌流的八十年代,应该允许有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文学史的存在。

1921:谁主沉浮》选取1921年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主要概述了19211928年这一时间段内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从文学流派、小说、诗歌、戏剧、散文、通俗文学等六个方面对文学史的发展进行阐释,可谓一气呵成,勾勒出文学史上“第二个十年”后期文学全面发展的盛况。在孔庆东的著作中不难看出,无论是何种文学题材形式,都离不开这一时期文学社团的繁荣发展。文学社团的盛衰直接反映并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文学的发展走向。可以说,观照现代文学社团的发展历程,足以窥见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

一、多角度观照下的现代文学社团 

“五四”精神的指引和号召下,文学社团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崛起,响应着文学革命。因此社团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可以说是文学社团的繁荣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但各文学社团有着各自不同思想主张和艺术追求,这就导致了社团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论争,这种论争在新文学“第二个十年”里尤为突出。朱寿桐认为文学社团对现代文学史有一种“历史冲积效应”。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现代文学社团是由两类构成的:其一是以先锋的、革命的、激进的姿态在新文学的疆土中纵横驰骋,冲锋陷阵的社团;其二是比较低调,色彩比较灰暗的社团,他们追随在前驱的开拓者之后,努力实践、丰富和积淀新文学尝试探索的成果。从文学社团的发展来判断现代文学的价值,可以说是建立一种文学史认知方法的努力。

孔庆东认为1921年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书写的文学历史节点,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已然从文化穹庐上撕下了一块遮天蔽日的血腥之幕,开始呈现出一片“初日照高林”的早春气息。这里的“血腥之幕”指的正是两年前刚刚发生的五四运动,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用热血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正式拉开了大幕。

在这种初初诞生的文学之光里雨后春笋般诞生了众多社团,如北京有中国新诗社、新月社、语丝社、浅草一沉钟社、未名社;上海有民众剧社、戏剧协社、弥洒社、狂飘社、南国社;天津有绿波社;杭州有湖畔诗社;长沙有湖光文学社;武汉有艺林社;南京有学衡社;在日本有创造社等等。据茅盾统计,从1922年到1925年四年间先后涌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不下一百余”。[1]其中,文学研究会是实力最强、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现代文学社团。孔庆东认为,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计划文学已经萌芽,其后的文学社团大多采取与文研会相同的组织和活动方式。而这种以文学社团为外在组织形式的计划文学的萌芽,则是源自于在危机时刻产生的“民族意志”,文学开始为本民族的利益而运作。

孔庆东着重提及了两个看似与主流方向不同的社团:湖畔诗社与民众戏剧社。他极力赞扬写出《凤凰涅槃》的诗人郭沫若,认为在艺术手法上,中国的诗歌从《凤凰涅槃》开始更生了。但他同时也赞扬“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社,并认为湖畔诗社的爱情诗与自然诗是对同类诗歌的解放。在爱情诗方面,湖畔诗社在同时期的众多文学社团中可说是一枝独秀。从朱寿桐的“历史冲积效应”来看,正是郭沫若《天狗》、《晨安》式的“大诗”,湖畔诗社、冰心式的“小诗”共同构成了诗歌界繁丽欣荣的局面。

民众戏剧社成立于19213月,是“五四”运动之后第一个新剧组织,它的倡导者是剧作家、演员汪优游。在民众戏剧社的不懈努力下,全国掀起了爱美剧的演出热潮。“爱美剧”是指五四时期西方传入中国的文明戏,爱美剧在经历了《华伦夫人之职业》的失败,再到《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无疑证明了新文学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必须从两个维度上努力,即一方面要适应民众和现实国情,而另一方面则必须坚持艺术的本质。尽管中国话剧在草创时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快”和“胡闹”的问题,但在文学社团的倡导、探索和努力之下,中国话剧很快进入了规范期,具备了正式的组织、正式的创作和正式的演出。为后来戏剧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先锋的、开拓的“大”社团,还是低调的、避世的“小”社团,无可争议的是,社团林立是“五四”时期社团的出现是当时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中国新文学走向自觉及成熟的标志。文学社团作为特定条件下自发产生的组织形式,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契机。而孔庆东认为,社会环境激变,现代知识分子只有通过社团的集结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文化价值和文学观念,从而达到“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可以说,这与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二、现代文学史“谁主沉浮” 

五四时期文学社团的现代特征逐渐明显,文学社团的中坚力量多有留学欧美、日本等海外经历,以西方现代性科学知识为强有力的支撑,通过文学作品明确表达并要求实现自己的的政治文化观念。因此,在不同文化观念的驱动下,文学社团的文学观也是不同的,这也正是现代文学社团的特色之所在。正是文学社团的不同理念推动着以社团为载体的多向度文学思潮的发展。因此,在文学社团观念此消彼长之中,产生了许多文学史上著名的“论战”。

孔庆东在书中详细阐释了文学研究会与三个“对手”之间的论战。首先是长期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阵营;其次是以“学贯中西”为理念、反对文学进化论、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衡派;第三个对手则是著名的创造社,二者之间的论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人相轻意识或传统意义上的门户之争,而是一场“两虎相争”、“谁主沉浮”的主流话语权的争夺。

1921929日、30日郁达夫在《时事新报》刊发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文学界常以此作为两大文学社团论争的源头。郁达夫在文中直书“文学研究会作家‘垄断’文坛”。同年315日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上,郁达夫和郭沫若又分别发表了《艺文私见》和《海外归鸿》,都是带有攻击性的,而且其矛头是指向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和郑振铎。随后沈雁冰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创造>给我的印象》进行反驳。可以看到,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争战场即是他们的文学刊物,文学作品即是他们手中的武器。两大文学社团的论争缘于文学理念的不同,孔庆东认为,学界对于两大社团的理念认识较为简单,以为文学研究会是“为人生而艺术”,创造社是“为艺术而艺术”。而孔庆东则认为事实上创造社看重的是“心灵的要求”,这才是创造社理论和创作的最大特征。在总结两大文学社的论争之时,孔庆东提出了“中国计划文学”这一观点,认为如果说左联是中国计划文学的开端,那么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论争则是中国计划文学的预演和萌芽。这是一种新的思路,从文学史流变的角度观照二者的论争,无疑是具有发展性的。

在探讨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争时,孔庆东阐释了“谁主沉浮”这一词语在实践中的运用。它既是对两大社团论争目的之精准概括,同时也是本书的题目所在。事实上,文学史的书写可以说也是主流话语权流变史的书写。但主流话语权的变更往往有着复杂的背景与原因,在五四时期特定的背景下,文学社团的兴起总是与对国家救亡图存的理想相结合。譬如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之间长期良好的关系,始于商务印书馆从创立起始终坚持和贯彻着的普及教育、启发民智的观念,这一点正与文学研究会的理念不谋而合,是直接促使二者合作的原因之一,并使商务印书馆支持了文学研究会整个的发展过程。[2]

但孔庆东在书中对周作人表现出赞扬的态度,体现了他并非肯定甚至赞同现代文学社团之间的论争。孔庆东认为周作人是在五四时代是比较清醒和理智的一位,而且他尊重文学本身的文学性,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这与当时主流文学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周作人与当时论争的战场之一《小说月报》保持了距离。同时,叶圣陶对于沈雁冰文学主张中以文学为革命工具的功利性、目的性因素曲折地表达出了反对,孔庆东对于叶圣陶的肯定再次作证了他对社团论争的态度。事实上,在风起云涌、社团林立的五四时期,社团之间的论争不可避免,而各个社团对主流文学话语权的争夺也无可厚非。并且正是由于这些文学组织的不断论争,使新文学、新思想保持了高度的活力,改造社会、改良人生的五四精神在文学的领域得到了深远的发展。

三、总结 

作为《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的一辑,孔庆东的《1921:谁主沉浮》曾受到了较多质疑的话语。但不能否认的是,孔庆东以异常通俗的话语、流畅通达的思路展现了以文学社团为主导的19211928年文学史流变。现代文学以文学社团为阵营,在文学论战中体现着各自的文学追求、人生理想甚至是革命理念,为传播五四时期的进步思想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使1921年的中国文坛呈现出一片战火中灿烂的珍贵场景。

 

 

    参考文献: 

[1]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2]石曙萍.文学研究会研究[D],复旦大学.2005.

 

作者简介:杜毓婕(1992—),汉,女,山西省太原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