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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诗在美国新诗运动中的英译情况(方芳)
2017-08-30 来源:青海作家网 作者:青海作家网

浅谈中国古诗在美国新诗运动中的英译情况

——读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

方芳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赵毅衡先生的著作《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是中西比较诗学领域的经典,用翔实的文字材料将中国古诗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清晰地展现。在跨文化影响的过程中,翻译是必不可少的中介,且中国古诗有着基于语言特色而产生的独特的形式,这种特征为英语语言所不具备,故而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充满障碍。本文从《诗神远游》一书入手,讨论中国古诗英译过程中的难点,并探讨翻译之后美国现代诗人基于自己的情感对中国古诗所做的进一步创造与升华。

关键词:《诗神远游》;中国古诗英译;美国现代诗

 

中国古典诗歌与美国现代诗歌的复杂关系,在众多研究者中,赵毅衡先生的独特视角自成一家。在其著作《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中,赵毅衡倾向于将美国现代诗的发展脉络作为书写线索,横向地比较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究竟是如何影响了美国现代诗。其考察的时段上追至十九世纪,下至当代,翔实描绘出“未变—变化—变后之变”三个阶段的诗歌样貌,并且在此大规模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中国的诗学、哲学、宗教,是美国诗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关键影响。”

从学术特色上看,《诗神远游》的独特之处在于,深入诗学、哲学、宗教的领域之中,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方法共同运用,并且“去美国研究,潜心翻阅图书馆档案,寻找‘第一手’材料”,在时间轴上着眼于美国1910年以前、新诗运动期间以及当代诗坛这三大阶段,清晰地梳理出美国诗歌在这些不同阶段是怎样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不同深度的接受,并探讨在此接受背后的美国社会背景。

本文主要从此书的一个方面进行讨论: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的翻译现象,跨语言间的影响与接受过程中必定需要译介的帮助,在两次“中国热”中诗歌翻译都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现象。

 

一、美国现代诗史上的两次“中国热”

根据赵毅衡先生的总结,在19世纪中期之前,由于中美两国的交往几近于零,“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事(1851-1864)余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5)几乎重叠。两个民族都忙于内争而无暇他顾,刚半开启的窗户被冷落。”更关键的是,真正的美国民族文学当时还尚未成熟,美国诗坛对中国的兴趣大都还是应和西欧,是“回声之更遥远的回声”。直到19世纪中后期,美国中西部开始了开拓的热潮,大量的廉价劳工成为了一时需要,而在中国方面,内战使南方沿海许多居民不能不离开故土进入美国,此时美国文化才真正开始与中国文化发生了直接的碰撞。一方面美国诗人开始翻译中国诗,但此时的翻译大都是通过其他外语译本而进行的转译,遗留下来的中国味道少之甚少,但这让当时的美国人感受到了浓厚的异国浪漫情调;另一方面,进入美国社会的中国劳工既城市勤劳又狡黠,他们带去的中国元素让美国人感觉到了“奇异的东方”色彩,并且更多的是灰暗的色彩。

到了1912年,美国开始了“美国诗歌复兴”运动,哈丽特·蒙罗在芝加哥创办《诗刊》杂志并邀请当时旅居伦敦的青年诗人埃兹拉·庞德来担任海外编辑,这就成了新诗运动的起点,因为绝大多数新诗运动的主力诗人都是在《诗刊》上展露头角而后被人们所熟知的。新诗运动实际上是美国诗歌力图完成自己的民族化的一场战斗,它极力想摆脱英国传统,并且吸收现代化与大量的国外影响,其中中国诗歌的影响在这场运动中从始自终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从大的范围来看,当时中国诗歌的影响尚且还停留在“中国文字、句法与情调”等诗歌外在形式上,但正是中国诗歌中“克制陈述”的“零度风格”、直接呈现意象的简朴特色以及少有爱情题材等特点,使得它成为美国诗歌对抗19世纪滥情主义、维多利亚诗风的一大旗帜,加上在翻译过程中往往被译为自由诗,更加促进了美国的自由诗运动。

中国诗的影响与新诗运动同步在1922年达到了最高峰,此后也同步渐趋消退。美国诗歌在主流层面上转向“新古典主义”,以艾略特为代表的新批评派以“非个人化”原则为诗歌创作的第一向导,而不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处处表现的个人心理与情志,中国诗的影响由此式微。到了50年代中期,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下,黑山派与垮掉派诗人带着自己的诉求与理想出现在美国诗坛,而中国古典文化的“清静无为”因而对这些诗人而言充满了文化与政治抗议的意味,禅宗思想更直接影响了嬉皮士运动中禅道诗派的产生。中国诗歌“被美国诗人用来反对学院派,反对保守传统,促进简约明朗的‘开放诗’”。与第一次中国诗歌热潮所明显不同的是,美国诗人不再是单单摹仿中国文字、句法与情调,而是力图深入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思想中去,并且将道与禅的思想作为反抗武装。其中不乏有优秀的禅宗诗歌作品,在物质文化发达的美国兴起了“隐士”之风。

 

二、中国古诗的英译难点

自美国新诗运动以来,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成为影响美国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新诗诗人认为翻译中国古诗这件事情本身即对美国的诗歌创作有着极重要的影响,而且一些优秀的译文本身已然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译介作品能够在美国获得巨大的反响并逐渐形成本土化,一方面是由于这些诗作自身无可比拟的独特艺术魅力,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诗人在翻译过程中对这些作品的借鉴模仿以及再创造,成功地延续了译文的生命。

中西诗歌不仅在题材与表现方式上有着诸多明显的区别,在语言基础方面更是存在着巨大的“先天”差异。正如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所总结:中文与西文的差别,其一在于中文字尽单一,词句易于整齐划一,而西文单音字与复音字相错杂,意象尽管对称,而词句却参差不齐,不易对称;其二在于西文的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以自由伸缩颠倒,使得两句能够对仗工整。正是因为这些差异,中国古诗产生了格律形式,而英文诗却没有。朱光潜先生还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总结了中西诗在表现方式上的差异: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中西诗之间才有了借鉴与学习的必要。

中国古诗往往语法灵活,取消了很多虚词与时态,从而获得了延长审美的效果。而英文有着定向性分析的语法结构,与中文相比在语法上更加严谨。例如,英文中动词谓语必须跟随主语进行语态上的变化(we do,he does,I am,you are),一些无法取消的虚词,如冠词(a,an,the)、状语副词(when,back)、介词(on,at)等,尤其是英文极其注重时态,在不同时态表达中动词要发生相应的变化(I do,I did,I’ll do)。种种这些语法上的固定原则使英语语言严密细分甚至到了僵硬的地步,虽这些语法原则能够讲所表达的人、物关系进行翔实的指定与说明,句子跟随着词性的定位而有了定义与定向,但它无法像中文尤其是文言文一般作自由的组合成句,无法抛弃作主语的代词或名词和连接词而使诗句达到自然自由并且可对仗工整的状态。英文中的“主语-谓语-宾语”结构,中文也存在,但要求并不如英文那般严谨,若在句子中未落实也非语法之大谬。此外文言中的动词不存在表现时态变化的形态(白话文有在动词尾加“了”等时态变化),这就使文言所表现的行动超越了特定时空范围的局限,读者可通过作者主观经验的引导来追溯他在诗文场景中的体验。举例如,韦利翻译袁枚的《除夕》:On this night year after year I have listened eagerly.这句诗被韦利翻译为现在完成时态,而原句是“年末除夕侧耳听”,由于没有时态的变化,听爆竹声的“年末除夕”仿佛正发生在读者的面前,是当下发生的画面,给读者以通过诗句进入画面的体验感,而英文翻译则只有记叙的实感。更重要的是,文言中的许多字可以兼含多种词性,如“天寒红叶稀”中的“稀”,既可以作形容词“稀少的”解,又可作动词“变稀”解,而在英语中就是两种语法表达“rare”和“rarefy”,这两种表达在具体诗文中只能选其一而不能兼含其他意义。

叶维廉先生在《道家美学——中国诗与美国现代诗》一文中举出了实例来展示中英文两种语言系统在语法运作上的差异,以证明两者在观物、表达程序上的差异。如中国古诗“鸡声茅店月”,逐字翻译便是几个英文单词的堆砌:cock/crow/thatch/inn/moon,但这些单词无法独立组成句子,必须加入必要的连词、介词、副词等一系列虚词使之成为通顺的语法结构,这便成了:At cockcrow,the moon is seen above/by thatched inn.再如“月落乌啼霜满天”一句,逐字翻译为:moon/set/crow/caw/frost/full sky,若要足够成句变便需扩充为:As the moon sets,crows caw against a full sky of frost。虽然在组合成句的过程中将带有干扰性的语法元素降到最低,但古诗原文与译文依然仿佛是两个画面。

中文词性的多元与模棱,所以在运用中能够做到高度的灵活与简练。这样灵活的语法运用使中国诗文字与字之间能够建构起一种极度自由的关系,读者的解读活动也因为字与字之间的自由关系而变得“若即若离”;并且中国道家思想所激发的观物感物的空灵立场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这种“若即若离”感,诗人力求不干预自然而展示未经抽象逻辑概念化之前的原真世界。中西诗在文字、句法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这些差异都是存在于中国古诗英译过程中的障碍,但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古诗的翻译热情有增无减,并且在翻译接受之后加入了自己的再创造,或结合美国社会文化特色,或倾注自己的诗歌理想,进而在中国诗英译之上更增添了美国新诗的创造性成果。

 

三、英译古诗的接受及升华

19世纪下半期,欧洲大陆的中国诗翻译活动已经进行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其中一些比较优秀的译本对美国的新诗运动起到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法国翻译家戈蒂叶的《玉书》、斯登特译的《玉章》,甚至出现讲解中国诗的著作——怀利所著《中国文学札记》、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等等。美国于20世纪初开始出现诸多中国古诗的翻译作品如庞德的《神州集》、宾纳的《群玉山头》、雷克思洛斯《汉诗百首》等,其中1915年庞德在研究弗诺罗萨笔记之后出版的《神州集》,对在中国诗对美国的影响方面起到了无与伦比的重大作用。这些翻译作品为美国的新诗运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成为美国摆脱英诗传统、开创现代诗风的重要影响来源之一。

赵毅衡先生在《诗神远游》中将中国诗的翻译与美国现代诗的实践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古诗作为一种极强的文化影响在美国诗坛上所展现出的种种独特的现象。具体如中国诗与反维多利亚繁缛诗风的关系、与社会反抗潮流的关系、与美国自由诗的关系、与反象征主义的关系等等。人类的一切情感,虽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之中,但无一例外具有普世性与相通性。表达感情是诗歌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功能,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诗人处于各自相异的文化传统与话语环境中,表达情感的方式必然有无数种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各文化间的彼此兼容。以庞德为代表的一大批美国诗人,为了建立“美国化”(“去欧洲化”)的诗歌风貌,通过广泛吸收借鉴中国诗歌来推动美国的新诗运动,这些热衷摹仿中国诗歌的美国诗人绝大多数并非精通汉语,他们对中国古诗的摹仿往往是着眼于具体一点,加入自由发挥,集中借鉴中国古诗的某一种表达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并与自身所处的现实语境充分融合之后再创造为一首新的诗歌。

杜甫在美国现代诗人中是一位极受欢迎的诗人,美国汉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杜甫的诗作,并且写有杜甫的传记与他的单本翻译。美国诗人雷克思洛斯创作的诗歌《又一春》(“Another Spring”)在最开始书写时,他发现其中的几句诗很像出自杜甫之手,于是重写此时,并把一些中国诗句化入此诗中。诗文与化用的中国古诗句如下:

Another Spring 

The seasons revolve and the years change

With no assistance or supervision.

The moon,without taking thought,

Moves in its cycle,full,crescent,and full.

The white moon enters the heart of the river;[白居易《琵琶行》:“惟见江心秋月白”]

The air is drugged with azalea blossoms;[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地清栖暗芳”]

Deep in the night a pine cone falls;[杜甫《月园》:“故园松桂发”]

Our campfire dies out in the empty mountains.[王维《鸟鸣涧》:“夜静春山空”]

The sharp stars flicker in the tremulous branches;

The lake is black,bottomless in the crystalline night;

High in the sky the Northern Crown

Is cut in half by the dim summit of a snow peak.[杜甫《大云寺赞公房》:“玉绳回断绝”]

O heart,heart,so singularly

Intransigent and corruptible,

Here we lie entranced by the starlit water,

And moment that should each last forever

Slide unconsciously by us like water.

这首诗歌描写了诗人置身于宁静温馨的深山中所享受到的自然之美,可清晰地见到其中多出化用了白居易、王维、杜甫的诗句。虽然这些诗句的出处各异,这几位诗人的创作风格也不尽相同,但它们在这首《又一春》中被融合到了一起,不但丝毫不觉有相隔之感,反而透露出和谐的禅意。这是因为诗人雷克思洛斯不仅在阅读中国古诗文或译文时颇有自己的感受心迹,把它们化入了自己的诗作中,表达了对这些中国古典诗人的仰慕;并且试图把中国诗词中传达出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表现在自己的诗作之中,这种独特的观物情感丰富了诗歌的审美价值,丰富了英语诗歌的表现方法。这就说明,中西诗歌虽然在主题与表现方法上有着极大的差异性,但它们也存在着兼容性与互补性,这为互相借鉴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在第二次中国诗热潮中,美国诗人倾向于在美学思想上向中国文化核心中深入,他们倾心于道学与禅宗,于是出现了许多摹仿中国禅趣小诗的美国诗人,如盖瑞·斯奈德。他们将中国道家文化与禅宗文化中的“清静无为”观物态度作为对主流文化的一种有力反抗,以“出世”的姿态宣称自己“垮掉”,遁逃出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转而关注人的个体自身。战争粉碎了欧洲人所标榜的“欧洲文明是最先进文明”的神话,很多对西方文化抱有反省意识的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希望从中国的古典文化中找到医治西方“精神现代病”的解药。中国唐朝诗僧寒山在美国成为了50年代垮掉派与60年代嬉皮士反主流文化的精神偶像,这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有趣的“他国化”现象的典型案例。斯奈德翻译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和白居易,1956年开始印度研习禅宗和东亚文化,且是在他的引导下金斯堡才成为了一名佛教信徒。

据赵毅衡先生记录,70年代初斯奈德应邀选出了自己最中意的一首诗,《松树的树冠》:

蓝色的夜

霜雾,天空中

明月朗照。

松树的树冠

弯成霜一般蓝,淡淡地

没入天空,霜、星光。

靴子的吱嘎声。

兔的足迹,鹿的足迹,

我们能知道什么。

斯奈德认为他写的这首诗是模拟苏轼的一首七言绝句《春夜》:

春宵一刻值千金,

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管楼台声细细,

秋千院落夜沉沉。

这两首诗一首是写中国古代官宦生活,另一首是美国西部印第安猎人的生活,看似天差地别,但二者在诗意旨趣和艺术结构上却又有着极强的一致性。两首诗都在诗人最熟悉的事物与场景上展开,似乎毫无特别之处,但正是因为这种体验对诗人来说是再常见不过,所以更加富裕意义。因此,当诗歌在较短的篇幅内作了迅速的结束,已知就向未知延伸,诗歌表现出的具体形象就向抽象的哲理进行了延伸。斯奈德对此的解释是:这种诗意的彻悟不是形而上的,而是“经验性”的,是日常事物后的“禅理”。

最后,赵毅衡先生作出了总结:美国诗学自20世纪初转向东方,经过庞德的强烈儒家济世观,经过新超现实主义的法治无为和麦克娄等拒绝立言的学禅,最后比较全面认识到真正的中国思想。

 

四、结语

诗歌的解读从来都具有开放性,诗歌的意义也不具有确定性和排他性,诗歌作为一种体验性的艺术形式在接受过程中会得到多义性的升华。不同的读者都可以从诗歌作品中各取所需,这也为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古诗的解读与借鉴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性的可能。由于中西诗在语言、句法以及诗趣意旨种种方面的差异,使两种诗歌有了互补和借鉴的空间。美国诗人在新诗运动中将中国古典诗歌作为自己摹仿、借鉴的对象,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人类的艺术充满着共同性。通过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诗歌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诗歌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了再创造的升华。

参考文献: 

[1]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2]赵毅衡.美国新诗运动中的中国热[J].读书,1983(5)130-137.

[3]叶维廉.道家美学、中国诗与美国现代诗[J].中国诗歌研究,2004(6):1-46.

[4]叶维廉,冯国荣.中国诗、诗学的民族原创及其对于美国现代诗的影响[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5(2):1-14

 

作者简介:方芳(1993-),汉,女,安徽省池州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博学院201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