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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苦难就有乡土(王俭锋 )
2017-08-30 来源:青海作家网 作者:青海作家网

有苦难就有乡土

 ——浅谈阎连科的小说创作

王俭锋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当下乡土文学的创作,离不开苦难叙事,并且日渐陶醉,因而所在多有。在当代文学中,阎连科始终将目光投注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上,勾勒出一幅幅苦难的画卷。苦难逐渐成为他作品固的主题,苦难亦成为他书写的窠臼。作家对于中国乡土和畸形生活的书写,源自于他对这个时代失语的悲伤;并非是他“对现实矛盾技巧性的躲避”,因为有乡土就有苦难。阎连科对于乡土苦难的书写,目的在于构筑乡土乌托邦,从而实现苦难的救赎。

关键词:阎连科;乡土;苦难;救赎

“先锋小说”(80年代后期)出现的同时或稍后,小说界的另一种重要现象,是“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在最初批评家的阐释中,这种现象的性质有时被称为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在这期间,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典型的有余华的《活着》、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池莉的《烦恼人生》和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与“先锋”小说的状况相似,由于90年代作家创作的变化,“新写实”作为一种创作倾向的描述用语,其有效性也逐渐失去。90年代以后“新写实”作家中的一些人,不约而同地转向“历史”。阎连科、刘醒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97年发表《年月日》引起中国文坛的关注,次年发表的《日光流年》则迎来了其创作的高峰。最能代表阎连科成就和特色的则是他以家乡耙耧山脉为背景、底色的“耙耧系列”文学写作。“耙耧系列”的文学作品是他亦真亦假勾画出的文学世界,通过这个世界他可以尽情、“放肆”地窥视真实的现实世界。遍览中原作家群的写作情况,能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乡土文化负面价值——苦难的批判已经成为河南籍作家在新时期文坛的核心价值,如李佩甫、李洱、刘震云、阎连科等。阎连科则是最具典型性的一位,他对于苦难的书写似乎有着一种病态的偏执,在书写苦难的路上,他越走越远。从《天宫图》、《年月日》到《日光流年》、《坚硬如水》,“苦难”是他一以贯之的文学主题,这类“苦难”也差点造成他文学创作的苦难,长时间的书写苦难,使他陷入创作的窠臼:苦难——救赎的乌托邦叙事。2004年初《受活》的发表,则被评论界认为是一次现实主义创作得大胆尝试,也是当代现实主义解放的一次有效的努力。也有人说《受活》创作的转型由于主题对叙事的强制、抽象,造成对真实性的消解。笔者认为,不管这种尝试利弊如何,对阎连科而言,他能够勇于转型已经非常有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读者对他的疑虑——书写的单一化,丰富了他书写的技巧。

一、苦难是乡土是的孪生兄弟 

文学即人学。因为有乡土就有苦难,所以苦难一向是中国乡土小说的主题。从20世纪20年代起,以鲁迅为代表的第一代乡土小说家,用现代性的眼光审视乡土,用现实主义手法对乡土农民的愚昧和国民性缺陷进行批判,既抒发了对故乡的怀念之情,也流露了对乡村的破败和农民的悲惨遭遇的同情。他们都是身负民族责任和关注民瘼的时代作家,用文字书写着乡村的苦难。自此以后,苦难意识成为了作家们一种不自觉地追求。

苦难,指人类经历的痛苦和灾难,它既包括人类物质生存的苦难,也包括精神心灵上的折磨。苦难是人类生存境遇中无可规避的本质属性。每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大都会关注某一个群体,关注自身的书写鲜见有能获奖的。苦难大多是“外部”给予的,时代、社会抑或家庭。对于苦难有着切肤之痛的中原作家阎连科,选择这一主题的书写,则是一种必然。

文学心理学研究表明作家早年的一些经历,对其心理构成、思维特质等方面影响巨大。“对于一个文学艺术家来说,丰富的(五彩缤纷的)早期经验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那些最初的,自发的(然而也是强烈的)情感体验像浇在心田深处的第一层水泥浆,完整的个性大厦就在这层‘墙基’上逐渐建构起来。对于一般人来说,早期所经历的许许多多事件和体验,他只是偶尔回忆一下而已,但对文学艺术家来说,这些经历都是他最有个性,最有价值的‘不动产’,它们会保持一生,并且在作家从事主观创作性活动时便执拗地流淌和复呈出来”。阎连科的苦难叙述,是跟他的生活经历和亲身体验相联系的,他的苦难叙述更是对生存的思考,是对农民原始本性的解释,是一种生存性苦难。他说“苦难是中国这块大地上共同的东西,应该是由中国作家来共同的承担。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觉得是民族和最底层的人民的苦难有许多的作家不仅没有去承担,而且有意地逃避走掉了。逃避最底层人民的苦难,这不仅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质问题,而且是一个作家的深度、是他对文学理解的深度,甚至说,是对文学的一种根本看法。阎连科在继承了鲁迅写实性乡土小说的写作传统,描绘中国乡村风俗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的创作手法,努力寻找一条中西结合的道路。他用荒诞、神秘、魔幻、黑色幽默等现代性因素冲淡写实,描写苦难中努力挖掘苦难背后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展现人性的本质,书写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抗争的命运,歌颂人性的庄严。

在中国的乡土大地上,除却微薄的温情、艰辛的劳作之外,苦难则成为乡土的主要精神状态,且生生不息,不见起色。作为一个生长在乡村,对乡土世界极其熟悉的作家,阎连科对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有着切实感受和体验。他从写作伊始,就毫不犹豫地将目光对准了乡土大地上那些默默承受着各种天灾人祸的“劳苦人”,并且怀着巨大的同情和悲愤,用血淋淋的笔调揭出被历史所遮蔽的中原农民残酷的生存本相。

二、乡土苦难的“主力” 

阎连科对乡土苦难的揭示是通过描写“疼痛的身体”实现的。因为疼痛对于个体的直观感受而言来的更直白,在阎连科的小说中,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书写疼痛: 

(一)粮食的贫乏 

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还有自我实现。我们知道,当一个民族被现实的物质匮乏折磨的时候,精神上的饥饿是不现实的,他们只能在生理层面上谈论饥饿。物质匮乏时期,人的意识几乎全被饥饿占据,所有行为的原动力都是为了获取食物。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吃,其它什么都不重要。在阎连科笔下,饥饿是生存层面的,他通过写在食欲碾磨下的人所经受的生理和心理上的苦痛来展现在缺水少食的困境中的人性丑态。

耙耧山脉先天贫瘠,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从未丰收过,村人们连日常生计也无法维持。村里男女老幼面临的首要危机是食不果腹。因为饥饿,父爱被吞没。在《日光流年》中,各家父亲都仿效杜根,抛弃残病儿女,引乌鸦啄食他们,好捕获乌鸦来食。因为饥饿,夫妻、兄妹之间的谦让和照顾也受到严重威胁。在《情感狱》中,村人的生活非常艰难,由于没有出过一个干部,因此分到的粮食不仅比其他村少,还时常被其他大队队长克扣粮食。在《乡村死亡报告》里,农民刘丙林在大饥荒的时候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躲避饥饿的煎熬,吃了妻子的那份饭,将怀着孕的妻子活活饿死了。粮食俨然比生命更重要,人完全是为了粮食而活。粮食的匮乏不仅折磨人的身体,更扭曲人的精神,使民众成为被粮食物化的人,其主体性则淹没在对粮食的追求中。刘恒在《狗日的粮食》中对这种粮食造成的人的异化也进行了披露,却更显深刻与震撼。作品塑造了曹杏花这一为粮食生、为粮食死的人物形象,即使彪悍坚韧如她,在食物面前亦不堪一击,其悲剧性与荒谬性也就凸显无余。

在阎连科“瑶沟系列”的小说中,作者用大量的文字展现了乡村经济凋敝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粮食的匮乏。《瑶沟村的一轮日头》里的“连科”与二姐在正月十五争扁食吃。因为面不够,娘将一碗扁食分为两个半碗,一碗里有十三个,一碗里有十二个,“连科”迅速端起十三碗那个吃。二姐端起十二碗那个吃的很慢,吃的时候两只眼睛还紧紧盯着“连科”的碗。后来“连科”听到隔壁放了小年炮,他放下剩三个扁食的碗去捡哑炮了,回来的时候碗里就空了。按照乡村人的习惯,当姐的理应礼让弟弟,但由于家庭物质匮乏,仅有的少许吃食也要一分为二,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当姐姐的也不顾一切和弟弟争抢吃食。传统的兄友弟恭之品德在口腹下碎了一地。

(二)病的苦痛

中年时期的疾病经历,使得阎连科更多地关注着疾病给人带来的身体上的疼痛和精神上的痛苦,观照着人在疾病面前所展现的人性。疾病带来的疼痛感让阎连科的人生观、是非观和善恶观发生了改变。乡村人的生老病死、善与恶、虚伪与自私在中年时期的他看来,都是可以包容的。他甚至认为这些都是上天给的礼物。

在《日光流年》中,生命离四十岁越近,离死亡也就越近。深受喉堵症的折磨,生命在四十岁之前终止,是三姓村人要承受的宿命。死亡对三姓村人来说像吃喝拉撒睡一样常见。

在四任村长的带领下,三姓村人想尽办法也无法摆脱活不过四十的宿命。喉堵症的折磨已经让村人苦不堪言,他们还要忍受荒年的侵害。为了存活,杜根将自己的女儿吃了,活脱脱一副吃人镜像。从他开始,父亲们都将自己的残孩娃扔到谷里,作为诱饵引乌鸦过来,好将乌鸦捕获作为食物维持村人的生存。在这里,人性的自私展露无遗,父慈子孝的传统在这里被打破,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战胜了一切。这种行为并未遭到其他村子的反对,而是默认并效仿。在生存面前,所有的伦理道德、传统观念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作为动物的本能。

《丁庄梦》营造出一个热病村即艾滋病村,以中原地区曾经发生的艾滋病蔓延为背景,着力描写一群农民突然被抛入艾滋病蔓延、死者无数的窘境时的所作所为,充分揭示绝境中形形色色的人性。最初丁庄是全县最穷的村,教育局局长亲自动员村人卖血,以强国富民为口号,但也没能说动村人卖血。最后,只好请来村里最年长的丁水阳劝说村人去看卖血富裕起来的邻县,村人才为之所动。卖血致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众所周知,艾滋病主要通过性交、血液、母婴及公用针具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些传播途径对于困守在耙耧深处的丁庄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可血头丁辉在倒卖血浆时,三、四个人用一个棉球球,一个针管几个人用。这行为使“超级癌症”热病走进了村人们的生活。被金钱深深地诱惑着的丁庄全村上下掀起了卖血的热潮。卖血的青壮年男人感染了热病,又传染给了没有卖过血浆的妇女和儿童,最终丁庄在度过了热病十年的潜伏期之后笼罩上了死亡的氤氲。

艾滋病在《丁庄梦》中的另一隐喻功能则是完成对人性的试炼。死亡的日益迫近暴露了人性恶的一面: 丁辉为了聚敛金钱,建立私家血站,他欺骗村民; 为压低成本,用一只抽血针为多个村民抽血; 最后倒卖棺材,为死人配冥婚……丁水阳将患热病的人集中在村里的学校一起生活,没过多久,内部就出现了贼,紧接着病患上缴的大米袋子中多了压秤的石头和砖块。最后,离开学校的患者搜刮了校园,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真实的乡村并不只有田园牧歌,它复杂荒诞得超出我们的想象。当然,对死亡的恐惧也会唤醒个体生命对自我存在与价值的关注,丁亮和玲玲之间真挚又不顾一切的爱情为阴冷的丁庄涂上了一抹亮色,也在读者的心理留下了温暖的印记。

丁辉是导致热病的罪魁祸首。为了替儿子赎罪,丁水阳让庄里的热病患者丁跃进、贾根柱、丁亮等十几个人搬到学校集体生活。等候死亡的热病患者并没有消沉,他们还期望在能活着的分分秒秒中活够本。在这个小学校里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偷红棉袄、偷米、夺权等等。丁跃进和贾根柱联合罢免丁水阳,成为丁庄的贾主任、丁主任,从而争取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他们的许诺下,学校被分光了,村里的树木也被砍得所剩无几,人的自私、贪婪表露无遗。深受热病折磨的他们,为我们展现了极端状态下的人性。

总之,阎连科乡土小说中的劳苦人,多在苦难境遇下艰难地存活。他们或受着喉堵症的折磨,活不过四十;或身体残疾,被欲望驱使出卖灵魂;或被热病梦魇缠绕,随时等候着死亡。生与死在他笔下不是罕见的出现,而是会悄然而至的。在此,死无可避,难道人们就该悲伤地坐地等死么?在他的作品中,精神的苦难与物质的苦难并没有让劳苦人放弃反抗,陷入边缘情境的他们不断地采取行动来反抗命运,然而结果却是令人悲哀的。

三、填补书写的空白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关于中国民族苦难的作品,中国作家已经写出过一些东西。然而这些东西,这些作品,只存活在当前中国的文坛记忆,超出这个范围,人们就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一片空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甚多,诸如中国传统书写的被历史割断、当代写作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还有作家内心的自我禁锢和束缚等。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写作已经渐趋成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是面对我们苦难的民族历史时,我们确实没有充满作家个人伤痛的深刻思考和更为疼痛的个人化的写作,没有写出过与这些苦难相匹配的作品来。这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局限,也是中国作家和当代中国文学面对民族苦难的历史的伤痛和内疚。阎连科的创作在继承鲁迅乡土写实和“伤痕文学”对“文革”伤痕的揭发和反思之余,他积极吸收、接受西方现实主义创作技巧。在当代乡土书写中,重述空白的历史,关注现实的苦难,反思自身,观照社会,以期建构想入的乌托邦,实现苦难救赎的目的。

文学功能在于通过小人物的生活状态的发生变化来反映社会的变化。文学功能也在不断地指出社会已经出现的异常的变化,作家的任务是不断地找出发生变化的病因,而对于开出病方的则是政治家的人物,文学家在不断地诊断病因,在不断地客观地看待社会存在的疾病。他在文字的书写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疾病描写,仔细想来,并非虚构,而是血淋琳的现实。果真如评论家邵燕君所认为的:阎连科“因为不懂,所以放肆”吗?假若知识分子均作掩耳盗铃状,恐怕不是“卖几次皮与肉”便可治愈罢。阎连科在苦难的书写中彰显精神的力量,从而引发我们思考苦难本身。在虚构的主观真实中,发现乡土民众生存的荒诞与残酷。在生与死的轮回中,探索人的原初意义,表达对“活着”的精神信念的普遍认同。精神对苦难的无法消解以及苦难的历史存在性都引向对乡土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考。阎连科没有消极地让作品中的人物充满恐惧、害怕死亡,而是让他们在有限的寿命期间尽可能的作出最大努力,努力活,拼命活。在这短暂的寿命里,人一生本该经历的漫漫长路被压缩为一年、一月、一天,人性的各种姿态便也集中展示在这短暂的寿命里。阎连科对这不同的人性并没有表现出喜恶,而是持有一种宽容、包涵的心态。在小说中,他通过重述苦难历史来缝补文学的空白,治疗当代的“失忆”。一个优秀的作家需在文本中体现三种关怀:1.社会关怀:披露和表现社会问题的关怀;2.个体关怀:强调叙述者的个体意识,突出个体生存的真实性;3.终极关怀:叙述者对人生最基本的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关切,对生死、爱、虚无、时间等的追问。阎连科在他的小说中极端的书写苦难以及劳苦人对无常命运的反抗正是对这三种关怀的体现。文学的目的在于治愈,治愈我们对于苦难历史的失忆,治愈现代文明带给劳苦人的创伤,治愈物质欲望下丑陋的人性。

四、结论

虽然阎连科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失望,在作品中极尽夸张或极端地叙写苦难,各种形式的无力地反抗,其目的是要构筑乡土乌托邦,作家的救赎愿望是非常美好的,但这只是文学上的乌托邦梦想,繁华落尽惟有一捧沙。但阎连科对农村社会现实处境的忧虑和救赎的思考,对人类生存苦难的敏感与关切,对终极意义的不懈追求,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深切的忧患意识,所有这些已然使他成为当代文坛上一名优秀的普世作家。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情感狱[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

2.阎连科.日光流年[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3.阎连科.受活[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4.阎连科.丁庄梦[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5.阎连科:民族苦难与文学的空白——在剑桥大学东方系的讲演[D],2008.

6.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

7.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王俭锋(1993—),汉,男,甘肃天水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多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