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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的脸》中的非线性叙事时间探析(王琳)
2017-08-30 来源:青海作家网 作者:青海作家网

《隐蔽的脸》中的非线性叙事时间探析

——读格绒追美《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

王琳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文学作品叙事时间是将现象学时间和宇宙论时间相融合,也就是物理学时间和作家的内在时间相融合,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一种真实和虚构交叉的时间现象。《隐蔽的脸— —藏地神子秘踪》是康巴作家格绒追美汲取藏传佛教中的时间哲学对藏地小村庄历史变迁的书写,小说随着时代的变迁,文中体现的叙事时间意识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本文试图用一系列文学时间理论来探析格绒追美的长篇小说《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中体现的非线性叙事时间特点。

关键词:《隐蔽的脸》;格绒追美;叙事时间;

格绒追美是近几年刚崛起的康巴作家群的一员,随着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失去时间的村庄》,散文随笔集《掀起康巴之帘》《神灵的花园》《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以及青藏三部曲:长篇小说《青藏辞典》、散文集《青藏时光》和中短篇小说集《青藏天空》等等文学作品,曾获得第四届和第七届四川省文学奖、第四届和第六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四川省第十三届“五个一工程奖”、巴金文学院第十四届文学奖等荣誉在康巴作家群中脱颖而出。他的这篇《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在内容上不仅篇幅宏大,而且对康巴藏区的一个小村庄的历史变迁描绘的淋漓尽致,其中揭示了对康藏地区文化和人性的优劣与善恶。在形式上,这篇长篇小说最具特点的就是作家用本我的意识书写了一个既有神性又有人性的“我”,从叙事视角上看,叙事时间上凸显的是非线性叙事时间,即文中具有神性和人性双重意识的“我”使得文学作品具有双重主体视野、双重时间流向和双重时间价值。此外,在具有神性和人性的“我”的双重主体视野下,故事的结局不再有吸引读者的魅力,真正吸引读者的是故事的过程和其中体现的悲欢离合,悲剧时间和悲剧意义也具有独特的滋味。而这些都是在藏传佛教的时间维度上体现出来的,从原始的冲动和混乱的非理性的时间意识转化为合乎理性的时间意识,把今生的痛苦归因于前世的造孽,把今生的幸福又寄托到未来,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本我时间化是对文本叙事时间的再创造。以下笔者将通过这三个方面对格绒追美的长篇小说《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中的非线性叙事时间特点进行探析。

一、在双重主体视野下的双重时间流向 

“一朵云彩/遗落尘世的双眸/一缕风起于心上/岁月变得无边无际……”小说正文之前的这一首小诗就是叙述主人公“我”的书写。“遗落尘世的双眸”、“岁月变得无边无际……”是作者格绒追美的叙事时间观。

遗落在尘世中那无形、虚无缥缈的神子游荡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王国——定曲河谷中,他知晓未来,知晓他未来的曾祖母、祖母、母亲,一代一代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何生存,知晓村子的未来。小说分为三个部分:风轮、风云、风马。风轮和风云的部分是“我”作为神子的部分,最后一部分风马是母亲生下“我”后,“我”作为人的部分。全文都是以“我”为视角对村庄的历史演变进行描述的,而前两部分:风轮和风云中却隐藏着另一个视角——隐含作者,在风马中隐含作者逐渐显现,和文中“我”的视角相重合,并逐渐取代了作为神子的“我”的视角,理论上看似叙述视野范围缩小,但是从最后一部分风马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已经成为人类的“我”,没有超自然的能力的“我”仍能预测未来悲剧的发生,其中仍有一双全知的眼睛看着村庄里发生的一切。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小说始终在双重主体视野下描写康藏一个相对封闭的定曲河谷的历史发生,在这种视野下,时间的流动也非科学、理性上的时间观念,而是作者本我意识上从而表现出来的文学时间。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人格中最早,也是最原始的部分,是生物性冲动和欲望的贮存库,并且本我是按“唯乐原则”活动的,它不顾一切的要寻求满足和快感,这种快乐特别指性、生理和情感快乐。在风轮、风云两部分中,作为神子的“我”在人世间虽然无形、虚无,但是快乐、自由,并且知晓别人的命运和村庄的命运,偶尔“我”幻化为具象挑逗村子里的人,当“我”穿透人类的身体而去时,敏感的人会不由自主地颤抖一下,喷嚏连连;又如“我”钻进旦巴的鼻孔里瘙痒踢蹬,他连打喷嚏;“我”还看见曾祖母卓玛被巴登欺负,于是“我”瞬间化成雾气注进祖母朗忠的梦中,告诉她:“小姑娘,醒醒,醒醒,你看看你母亲”。“我”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这正是本我意识中原始性的欲望,并在这种意识中寻求满足和快感。在本我意识的文学时间中,故事发生仍是以现象学时间为骨干而发展的,但在其骨干时间中却穿插着作者的内在时间,例如“我”可以看见“我”出生之前和之后的场景,“我”也可以看见创世神话都是真实的,这些未来发生的事件出现在现在的时间段中是作者的内在观念上的时间哲学:时间是所有人的时间。面对真实的世界,游荡在尘世中的“我”既是自由的,同时又是不幸的,因为“我”并不真实存在,“我”在看见未来的同时,也看到了不幸和痛苦。

现象学时间中贯穿着内在文学时间真正体现的是作者对个体生存、社会发展、历史演变的思辨,双重视野下的双重时间观念使得作者和读者的视野和关照更加宽广。

二、“向死亡而存在”的悲剧时间 

格绒追美在小说中塑造自己的神子形象,既有看见未来的神性又有凡人的特性,能看见未来也就意味着看见死亡,有凡人的特性就有凡人的生存苦痛。这种向死而生的悲剧震撼人们的心灵,唤醒人们藏于内心的死亡意识,而悲剧的主人公在时间上将完全抛弃庸俗的日常生活时间,在向着死亡的方向艰难的生存着。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悲剧定义为是描写严肃的事件,是对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目的在於引起怜悯和恐惧,并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主人公往往出乎意料的遭到不幸,从而成悲剧,因而悲剧的冲突成了人和命运的冲突。亚里士多德将悲剧意为主人公出乎意料的不幸,而在《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中悲剧却是注定的,不论是定姆村被称为“魔人村”而带给定姆人生存困难的悲剧,雅格家族被诅咒后由盛转衰的悲剧,还是飘忽多年的神子“我”再转为凡人,作为凡人时“我”已知未来的“我”进入时间的剪裁中,只有短暂的数十年的春秋,而后又重归虚无的“我”,这其实都早已预示死亡。

在死亡、罪恶、苦难中,悲剧主人公总是处于“临界处境”,这种危机状态的“临界处境”将悲剧时间和自然状态时间相分离,使得悲剧时间变得肃穆。这时,悲剧时间和自然状态时间的主副地位进行对调运动,例如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风马中,作为凡人的“我”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但知道一些科学知识的“我”仍能笃定悲剧即将发生,普措和梅朵的结合就是这样的悲剧的,愚昧的村人认为近亲结合的普措和梅朵是受到诅咒,梅朵生下的一个一个孩子要么是长着三条腿的女婴,要么就是长着尾巴的男婴,最后都是死亡。在这悲剧时间之前,“我”对普措说的话和“我”脑袋里先进思想带着悲天怜悯的情感却有着未来的悲剧时间。又如凡人的“我”的父亲在病逝之前,“我”竟显得无力:“对于这个新的病种,我始终没能认识到它凶恶的面目,更没能预见到未来的凶相。我十分轻敌。我把父亲带到县城治疗,但收效甚微。当听说中甸的藏医对此很有办法时,又把父亲带到迪庆去。”当父亲病逝后,作为凡人的“我”感到在人世中只埋首于眼前的事物而看不清未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无法找到自己,拖着疲倦的身躯游荡在现实世界中,灵魂也随着心灵的漂浮而无处安置,灵魂的无法安置与之前作为神子的虚无却是大大不同的,无形的神子时代“我”是有价值的、无所不能的,而这个凡人时代“我”的信仰也开始变得虚假,人们的追求就是金钱,人性也开始变得丑恶。

“我”再次回归自然,再次成为藏地神子遁入星空之时,“我”已超脱,而再此之前的时间就是悲剧时间,就是从人的生命时间向神圣时间的转变的一种时间形态,这种神圣时间的转变被隐藏作者表现为具体化了。

三、宗教信仰下的时间哲学

藏传佛教中的时间观就是没有时间,就是永恒的宇宙论时间,因为藏传佛教是持循环论时间观的,时间可有可无,不同物种、层次或者境界的时间循环都表现为非线性时间,同时,佛教在时间形象上也是模糊的。拥有藏传佛教信仰的作家格绒追美在《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中就表现出佛教的时间哲学。

从整部小说的总体结构来看其实就是曼佘罗式的书写方式。“圆”的循环意义贯穿小说总体结构,“我”是遗落尘世的神子,转化为人之后又回归到大自然中继续神子的漂浮,神子和人两重身份其实就是“生即死,死即生”的生命哲学。从时间哲学上看,为人的时间和为神的时间并没有界限,为人的时间也并非按照现象学时间流动,为神的时间也非遵循另一个神性空间的时间顺序,这两种时间的唯一区别就是为人的时间价值观念是与现象学时间流逝的方向相反的认知。例如当小说中作为凡人的“我”学习汉语时,时代的变化也使得藏地发生巨大的改变,单一冷漠的城市隔膜着“我”的心灵,科技的不断进步使得生活变得容易,但也使得生活节奏变得更快,时间的进度变得更快,随之人心也开始涣散。为人的价值在追求速度和金钱的同时也消失了,这一生的磨难是为来世的幸福的信仰也轰然坍塌,就像小说中的一句话:“村庄的天淡了,高远了,云稀了,人心变得活泛了……于是,欲望和鬼神也像难以驾驭的风马,纵横驰骋起来!”时代的变化使得藏人的生活和观念发生极大的变化,为之后又为神的“我”对时间的思考填补了充足的材料。

从小说部分上来看,作家的佛教时间哲学也常常显现出来。小说的许多小章节的大多都有作家的时间哲学,“我是现在是往昔也是未来,既是瞬时,也是永恒和全部”、“天地无语,时光缄默。我扭过头,转身飞回村庄”、“同时,也进入了任凭时间剪裁听命于空间囿闭的有限之旅”、“过去和未来之事虚无缥缈,就像恐惧与希望。现在,在‘嗒嗒嗒’铿锵行进的秒步中,更加令人疑惑”、“时间是一条令人沉迷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村庄是前生往世的道路,但我就是道路;时间是一团吞噬我的烈火,但我就是烈火;村庄是悲情草原欢乐云彩,但我就是草原就是云彩;”等等。尤其在小说结尾的几个小节中透露出的时间哲学,包含着藏族文化和宗教的哲学。过去、现在、未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都是虚无,就像“我”的无形,“我”既是虚无的又是无处不在的,在这样的佛学认知下,时间也消亡了。

总结: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在叙事时间上具有独特的叙述技巧,在双重主体视野下拥有双重叙事时间,作家在以浓厚的藏族文化背景下又有着独特的悲剧时间观和宗教时间哲学,再加上诗人身份的作家在小说中描写的诗意性语言给小说增添了美感。

参考文献:

[1]格绒追美著.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9

[2]保尔·利科著.王文融译.虚构叙事时间的塑性:时间与叙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

[3]马大康、叶世祥、孙鹏程.文学时间研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王正中著.主体建构的叙事时间化——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阐释 [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5]唐小蓉、陈昌文著.藏传佛教物象世界的格式塔:时间与空间 [J].宗教学研究.2012.(1)

作者简介:王琳(1991—),汉,女,四川省都江堰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多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