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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西美学中的“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岳君惠)
2017-08-30 来源:青海作家网 作者:青海作家网

试论中西美学中的“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

岳君惠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国内国外的学者经过大量的研究,对于中国传统的美感心态,认为无非是“重表现”、“温柔敦厚”、“重伦理道德”之类的传统美学观念,因此在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两种:首先高尔泰在《论美》一书中提出,中国美感心态的根本内容是“忧患”意识,这可以上溯到《周易》中,正是从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了周人的道德规范与先秦的理性精神以及与之相应的表现论和写意论的美学思想。其次,李泽厚随之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提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的根本内容是“乐感意识”,“乐”即是追求“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然而,两者并非中国美感心态的根本内容本身,而是美感心态的表现形式。“君子忧道不忧贫”、“安贫乐道”揭示出“道”才是中国美感心态的根本内容。而西方人作为安身立命和自我拯救的精神家园或存在方式,并不是主观性的美感心态,而是宗教心态,西方人并不是像中国人所认为天、地、人是贯而为一的“生命意识”却是“死亡意识”,它充分表现出人与宇宙对峙冲突的传统心态。在此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毁灭,而是指的生命的界定。正是由于死亡的可怕,生命才变得格外的可爱。本文通过深入透彻分析中西方美感心态中透露出的“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的差异性,挖掘出中西方美学中的思维方式的多元性,能够从西方美学的根本特征探寻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

关键词:美感心态;生命意识;死亡意识

通过本文,作者认为,中国美感心态的根本内容不是“忧患意识”,也不是“乐感意识”,而是他们所推崇的“道”。“忧患”意识主要是人伦世界中的一种美感心态,“乐感”意识主要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美感心态。前者是儒家,后者是道家,换句话说,人伦世界往往是不断规范人们的日常伦理行为,所以往往是“失道”的,所以常常是具有忧患意识;自然界则是“夫物芸芸,各归其根”也就是说是“得道”的,则与“乐感意识”休戚与共。正如《淮南子·原道》中说道:“它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又说“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可见,这是中国美感心态最深的源泉和命脉,而西方人并不觉得大自然具有无穷的潜力和神力去掌控人类。西方人认为人具有征服一切的能量,生命力的旺盛正是为征服大自然而产生的。西方人认为只有不断濒临死亡,生命才会释放它本身所储藏的能力,才会改造自身的同时改造大自然。总之,中国与西方采取了背道而驰的方式去解释人类与世界,但却达到了殊途同归。分析中国与西方的“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更鲜明地了解中西美学的特色,更深入体会意识背后文化的多元性。

一、产生“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的原因 

中华民族的生存之道便是每一个活的有机体成分所经历的那种不断消亡和重建的过程。自然而然会面对生存和死亡,而死亡与生存所产生的情感体验正像苏珊·朗格所描述的:“他们看上去就好像是那生命湍流中最为突出的浪峰,因此,它们的基本形式也就是生命的形式,他们的产生和消失形式也就是生命的成长和死亡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形式,而绝不会是那种机械的物理活动形式。”虽然生命存在的情感经验会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却是将这样一种宇宙灌注人生的生命意识,即是生命的“道”在中国古代传统美学思想中,“生命意识”不再仅仅指个体生命的成长过程,它已经上升为宇宙范畴,正如张载曰:“气化之于品物,可以一言尽也,生生之谓与。”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无论是诗人还是词人都在其文学作品中贯之“道”的生命流动,世间万物都是自由流动的生命体。古代文论中认为自然界与人类世界是并列存在的,在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完成“道”的流转循环,它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宇宙,而人类也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已。这正如方东美先生讲的那样:“在中国人看来,自然全体弥漫生命,这种盎然生意化为创造冲力向前推进,即能巧运不穷,一体俱化。自然与人可以合二为一,生命全体更能交融互摄,形成我所说的广大和谐,在这一贯之道中内在的生命与外在环境流衍互润,融熔淡化,原先看似格格不入的,此时均能互相逐摄,共同唱出对生命的欣赏赞颂。”

而与之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西方,则不是这样认为的。西方人是把自己的安身立命和自我拯救的精神家园放在了宗教心态而不是美感心态。在西方,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西方人便特别推崇死亡,苏格拉底认为死亡才是得到纯粹智慧的最佳途径;柏拉图则一直在思考如何实践死亡;直到 海德格尔的“畏死”或“向死而在”,统统都把“死亡意识”作为其生命的存在方式。其实在西方人眼中,死亡并不是生命体的毁灭,而是指生命的界定。正是由于死亡的可怕,生命才变得格外的可爱。在死亡面前的人生,不仅是有生命的人生,而且也是自主的人生,自由的人生。在西方人眼中,人类是具有双重创造的属性,一方面在创造他物,一方面在创造自身。如果不创造他物就无法创造自身,但如果创造了他物而被他物所物化,那么生命就会中断对自身的创造。因此,所谓生存即是双重生存——一方面创造世界,一方面创造自己;一方面为别人创造幸福,一方面也为自己寻欢作乐。所以人生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不懈地追求和无穷的探索成为西方人不屈服命运,努力反抗的信条。或许正是如此,在西方的美感心态中才这样频繁的涉及死亡主题。在现实生活中也找不到任何地方会像西方人那样去严肃认真地体验死亡了。

尼采认为:“对生命的爱仍然可能,只不过用另一种方式去爱,就像爱一个使我们怀疑的女子。”他又说:“我们倒更喜欢那些痛苦的,可怕的危险的事物,因为它们能给我们更强烈的刺激,更能使我们感到情绪的激动,使我们感到生命。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死亡是最大的不幸,是最可怕的事情,也因此是最能够吸引他们想象力的事情。”所以说,西方人的思维很理性,既然死亡会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既然死亡会夺走每个人内心的快乐,那人们唯有能做的便是不断地实现自己的潜力和价值,更享受与命运或死亡相抗争的博弈过程。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如:普罗米修斯、哈姆雷特、俄狄浦斯王等,我们都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两个字:死亡。

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源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传统心态。中国人不喜欢面对死亡,中国人喜欢怀念和回忆,始终向往生命本真和自然状态,喜欢自给自足中走向圆满。就像庄子所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在庄子思想中,山川大地都是宇宙自由活泼的韵律和元气。首先在绵延不绝的时间流中,创造性的生机透过个性和族类的绵延,对生命又重新赋予新的形式,但是生命的流动性却一直在不断地传承;其次,生命在其奔进中创造不已,运能无穷,生命资源正是其“始”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一旦生命面临险境绝地,皆可重返生命源头,滋润自我;最后,生命永远有新的使命,更永远有充分地生机。因此,在中国人眼中,西方人对死亡的执着追求,那种短促、激烈的冲突,那种让人不断毁灭自我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勇气,让人感到震慑,但同时又很难让人理解。

王夫之曾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又如古语:“未知生,焉知死?”于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诗性人生才逐渐形成,自然与人便开始融为一体。在及时行乐中释放生命的潜力,并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不断地体验生命的自由流动的过程。正如西绪弗斯的生存之道,西方人看到的是巨石滚落的进程,中国看到的是推石上山的进程。前者为毁灭而痛心疾首,后者为创造而快乐欣慰;前者是死亡战胜生命,后者是生命战胜死亡。由此可知,中国人瞩目的是整体的人生,被动的人生。总之,推崇“死亡”或者张扬“生命”这就构成西方人和中国人的美感心态鲜明的分水岭。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在中国美感心态中,才充溢着对生命体验。“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这是何等的泰然与宁静;“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又是何等的自由无碍,意趣盎然;“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自荣自落,何怨何谢”更是流露出中国人特有的自娱自乐的心态。它“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以宇宙生命为生命,但又并非超尘出世,而是“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宇宙的至善至美挟普通生命同行,贯流于每个人,每个人又积极奋进,扩充于宇宙。精神气象与天地上下同其流,互相辉映。然而最值得剖析的倒是中西文化心态对于中西美感心态的差异的内在影响。

首先中国文化心态的核心是自我萎缩。所以面对死亡问题,中国人喜欢转移,喜欢逃避。就像伏尔泰《老实人》中的“老实人”沉浸在集体的生活方式中,从来不曾走向个体生命,重返孩童时期,尽情享受世界的欢愉,使内心充满对人生的爱,是中国人的传统的心态即对过去的回归, 而在西方《圣经》中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把希望之乡描述为“流奶与蜜之乡”奶象征爱的第一层次,即关切与肯定;蜜象征人生的甘甜,对生命的爱,对生命的欢欣。就好像是永远存在于母亲温暖的怀抱之中。

西方文化心态的核心是自我扩张。这种心态永远向前寻求父亲,儿童与父亲的关系是不同的,父亲在西方代表的是思想、科学技术、法律和秩序、阅历和冒险等,死亡自然也不例外。伽达默尔曾经这样说过:“人性特性在于人能构建思索超越其自身在世上的生存能力,即想到死,这就是为什么埋葬死者大概是人性形成的基本现象。”毫无疑问,对于死亡的关注源于对于发展了的高度自觉的个体。对死亡的认识犹如儿童的某种游戏,刚开始处于被动的地位,根据重复而得到的不愉快的体验也会产生另一种类型的愉快。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死亡意识”其实又是“死中之生”。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心灵、性格等都被提升和丰富了。

总之,生与死总是相伴而行的,对于生来说是充满愉悦的过程,对于死来说亦是愉悦的过程的开始。这样两种生命形态却在不断地展现着生命的存在的方式与过程。

二、中国传统美感心态的“生命意识”的内涵 

(一)“生命意识”的基本命运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希腊人是一个敏感的民族,极能感受最细微而严重的痛苦。”希腊人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他们能够看透自然的残酷和宇宙历史令人恐怖的毁灭结局。因此,在他们的美感心态中充满了一种“厄运”感,最典型的便是莎士比亚戏剧。莎士比亚认为好人并不是高尚形象的象征,也具有自己的缺点和过失。而这种过失造成的不好的结局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造成的,不可以用理性的标准去衡量是非对错。而在中国传统的美感心态中则是一种“幸运”感,外在的世界虽然是邪恶的、幻灭的,但肯定是暂时的。历史和时间会把这些给抹平的,而艺术家所体验到的这种生命体验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折射出不可逆转的幸运未来。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在中国人的生命意识中很少有西方那种痛苦、激动、冲击的力量,更多地是恬淡、宁静、温柔敦厚的随遇而安的心态,表现中国人的“幸运感”。

(二)生命意识的基本节奏

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生命意识基本节奏是循环。苏珊·朗格认为文学艺术为什么会以一个连续的动态样式持续地保存?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变化式样的节奏性。而这个节奏是循环往复的,有起有落,有振荡,有高潮,有波折,尽管生命的节奏次次受到破坏,但一次次又必然得到恢复,生命的美好、快慰和蓬勃向上在这样的节奏中得到表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如此清新、盎然生意的风景展现了生命力的高扬,这种生命体验已经越出个人的悲欢离合的狭隘范围,扩充到宇宙天地之间,进而转化为对生活的顽强地执着。从而扩而广之,不仅仅是对风景,而且对人世,对生死,对自然,从生死离别,社会动乱到个人悲怆,都因为这连绵不绝的生命节奏而变得异常动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或许就是中国传统美感心态中循环不已的生命节奏的真实写照。

然而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则表现为对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视和大团圆的结局,在循环不已的生命节奏中表现的不是个人的悲欢离合而是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和重建。如《红楼梦》中,主角不止一个,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都是主角。再比如《三国演义》中,刘、关、张、诸葛亮也同样是主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小说、戏剧并不以塑造人物或揭示某一个社会问题为目的,而在于勾勒出全部的人间世界、社会秩序。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学艺术,如一建筑,由各人物为纵横之梁柱以撑起,无中心之焦点,而经之纬之,以成文章。”中国作家总是善于把宇宙的天覆地载,生命的盈虚交替统统融入反复回旋、二元对立的万象之中。这就不难解释中国诗词中字词句子和对偶;不难解释中国绘画中不可或缺的留白;也不难解释中国小说、戏剧中反复出现的四季循环,五行交替了,这也是中国艺术世界中除了人间世界、社会秩序外不存在其他任何焦点的缘故。

恰成鲜明对比,西方传统美感心态所体现的基本节奏则是永不复返。生命历程不仅仅是生,而且还是死,它代表着永不复返的生命节奏。如果说生命的循环节奏表现的是旺盛的生命力,生命的永不复返的节奏则是表现进入顶峰阶段的自我完满、自我实现;如果说生命的循环节奏从不结束,那么生命的永不复返节奏便是趋向毁灭,它往往是把有价值的东西彻底毁灭。所以西方文学艺术中强调矛盾冲突,强调以人物或社会问题为焦点,强调个体彻底毁灭的悲剧结局。

(三)生命意识的基本方式

中国美感心态的生命体验是集体的、民族的或是人类的,生命意识的基本方式是集体救赎。正如台湾学者唐文标指出:“中国的心态是一种低限度的生存心态,一方面否定森林法则,用集体生存的意识代替自由竞争的心态;一方面把宗教的历史延续归结到最小的因子,同时却最大限度的保持互依互赖的原始公社式的社会共识,人类约定俗成一种公有的道德定位法。每个人出生后立在时间历史和空间社会上有一个碑位,人的推移就是社会的推移。”这就造成中国美感心态的类型化。中国叙事文学之所以不发达,而且大部分是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便正是因为中国人的骨子里的集体式的生命体验,而中国人却在抒情文学中达到了极致。有人描述中国抒情文学的意境说:“始读则万萼春深,百花妖露,积雪缟地,余霞绮天,一境也;再读之,则烟涛鸿洞,霜飙飞摇,骏马下坡,泳鳞出水,又一境也;卒读之,则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坠叶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澹,倏然而远也。”这体现的是集体救赎的美感心态,是一种宇宙的宏大气韵灌注其中。

相比之下,西方美感心态中的“死亡体验”则是个人救赎,它只有在人们认识到个体生命就是目的,并且是衡量其他一切事物的标准时才可能产生。西方人的人物性格比较个性化,西方文学中的人物性格犹如埋在地下的种子“在春天诞生,在夏天生长,在秋天凋谢,在冬天死亡。”他们往往让人物体验完成生命过程的高峰时刻以后,神秘的一落千丈,陷入苦难,并以死亡作为最后的结局。也正是在死亡面前,才展示出生命自身最深刻的价值和诗一般的境界。人物在剧烈地冲突中完成某种真正的命运和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西方人的全部生命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一次冲突甚至一次彻底的失败之中。

(四)生命意识的基本气质

中国人的美感心态是“喜剧”和“春天”,而西方人的美感心态中“死亡意识”的基本气质是“悲剧”和“秋天”。生命一次次遭受挫折,但不屈不挠,在每一次艰辛与坎坷之后,总是能开辟出一条生路。中国美感心态的真正本质便在于生命力的运动和图式,这是因为中国美感心态中对生命的挚爱,这挚爱使中国人对自身生存达到一种清晰地自我意识,他感到自己与世界的冲突是一种充满快乐的遭遇。其中充满希望和诱惑,也充满危险和抗争;有幸运的机遇,也有暂时的失败。虽有失败,但也不致于毁灭,只要生命尚存,就不会有致命的打击。毫无疑问,这是对生命力的高扬,是在不断的创造中去完成生命力循环不已的价值。

而西方文学中则常看到的是“日落、毁灭、衰亡、垂死”等字眼,因为在悲剧的境界中表现是人的秩序的一片混乱,恃强凌弱的巨人,包打天下的英雄以及叛逆、别离、血腥、决斗的冒险家等。因为在西方人的世界中,他们不太喜欢一成不变地按照循环不已的生命模式去生存,他们更倾向于在有限的生命阶段中去极力地张扬生命,去释放和宣泄生命的情绪,即使不可为之也要为之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但与中国人美感心态唯一区别之处便在于西方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生命结局是死亡,是一条不复返的生命的过程,他并没有想象地那么漫长,所以才选择竭力地释放,但却在悲壮中凸显出生命的崇高感。

(五)美感心态的基础

不言而喻,中国美感心态的基础是追求内在的和谐。天人互润,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协调,促使社会秩序的平衡且循环不已的永恒运转。正如《周易》中所说:“尽生灵之本性,合内外之圣道,参宇宙之神工,赞天地之化育。”淋漓尽致宣扬生命灿烂精神,形成宇宙的太和秩序。而西方的美感心态的基础则是追求不断向外的自我扩张与自我毁灭。荷马笔下虽有“紫罗兰一样美丽的色泽,但也有随时准备毁灭人类的大海”;莎士比亚笔下吞噬一切,摧毁一切的暴风雨,笛福笔下战胜荒凉小岛的鲁滨逊等;让我们体会到生命力的张扬与疯狂如同暴风骤雨式发出歇斯底里的狂呼、祈求、呻吟乃至走向反抗。

通过分析中西方不同的美感心态能够更清晰的了解中国美学特色,并借助西方文学的理论从另一角度进行阐释。通过对于中国美学智慧的研究,以便在新的高度上达到古今中外的“视界融合”并且为开辟当代美学理论研究的新路径提供新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宗白华《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苏珊·朗格《艺术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特质》 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

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

李劼《在死亡面前的人生观照》载《上海文论》1987(2)

潘知常《中西比较美学论稿》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

作者简介:姓名:岳君惠,性别:女,籍贯:河南安阳人,青海民族大学全日制研究生,专业:文艺学,研究方向:中国审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