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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仁真旺杰《雪夜残梦》(王琳)
2018-04-24 来源:青海作家网 作者:青海作家网

圆与梦

——读仁真旺杰《雪夜残梦》

王琳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征兆、梦和现实的交替是康藏人精神世界的枝干。康巴作家仁真旺杰在《雪夜残梦》中通过对“命定”为僧人的东嘎的一生的书写,表现出康藏人信仰的精神世界。从小说内容上来看,主人公东嘎出生前和出生后以及他被迫转变为俗人后的生活都有梦境的迷雾笼罩;从小说结构形式上来看,圆形的结构方式出现在小说中。

关键词:圆形;梦境;仁真旺杰;《雪夜残梦》

藏族作家仁真旺杰是80年代崛起的作家,他在诗歌、小说、藏族民间文学研究等方面辛勤耕耘,《雪夜残梦》是他于2006年定稿完成的作品,后来被选为康巴作家群书系之中。仁真旺杰的名字第一次真正出现在笔者眼前是在格绒追美的辞典长篇小说《青藏辞典》中,在第一部分的词条中有一个以人物姓名为词条就是【仁真旺杰】:

这是我辞典中出现的第一个亡者的名字,却不会是最后一个。

还不到六十岁,死神把他掳走了。接了电话许久,我仍觉得像在梦中,始终无法确信。或许,那只是个玩笑吧,我这样想。……

这个风趣幽默而又睿智的朋友,这个出生时出现奇兆异象据说是苯教活佛却未能坐上床的“花活佛”(我私下这样开玩笑),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历经一个多月的痛苦挣扎之后,终于还是放弃了,在另一个新年来临之际,选择了离开,抛下苦厄的躯体,像遁了影似的,从此,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除非在来世的另一个场景里,因为缘分再次相遇如故,然而,我们的色身都已换过之后,我们还能认出对方吗?

格绒追美的《青藏辞典》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仁真旺杰的一些潜在信息,“出生出现异象”笔者认为是解读其作品最为关键的信息。在康巴地区,藏民族分布辽阔,因为地理原因而形成几大文化子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历来被称为康巴地区,康巴藏族文化即属于这几大文化子系之一。从四川甘孜州九龙县走上文坛的藏族作家仁真旺杰,就是独特康巴藏族文化孕育出来的一个。在甘孜州15.5万平方千米广裹的大地上,高峻的雪峰、深邃的峡谷、浩荡的江河、宁静的湖泊、广阔的草原、茫茫的林海、有机地构成了这里特色鲜明的粗犷、奔放、旖丽的自然景观。并且这里是我国早期历史上民族频繁迁徙的民族走廊地带,古代南、北民族在此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存和文化积淀,又是藏汉文化、农耕文化、牧业文化的交汇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些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相互吸纳,从而形成了既具有与其他藏区文化相同的共性,又具有其自身的多元历史印记,这便是康巴儿女世世代代所追求和创造的灿烂的康巴文化。素有藏族文化宝库之称的德格印经院,享有宇宙歌曲之誉的《康定情歌》,以及根植于被称为“东方伊利亚特”的《格萨尔史诗》具有最深厚的文化基垫,便是康巴文化最亮丽最耀眼的光点,最深刻、最贴切的注脚。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仁真旺杰的长篇小说《雪夜残梦》就是以主人公东嘎的一生来讲述康巴这块宽阔的土地上的历史变迁,东嘎的一生其实就是康地历史变迁的缩影。在小说中,梦境的频繁出现和小说圆形结构有着密切联系,以下,笔者将进行详细阐述。

一、圆形结构下的梦境 

我们都知道藏族是个全民信奉佛教的族群,“出生出现异象”的作家仁真旺杰必定深受宗教的影响。在《雪夜残梦》中,主人公东嘎出生时候也是出现“几天祥瑞异奇的彩兆”,注定要在进入佛门,取得成就,但命运中往往都是不定的,政府的干涉使得东嘎的命运曲折艰难,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最后以梦境的形式隐喻着东嘎正兴废弃的佛门道路。

东嘎的命运线索让我们知道小说的整体结构,一种曼荼罗式的圆形结构,东嘎出生出现各种征兆,他的阿婆早已断言他今后的人生,即入佛门,但社会的改变导致在拉萨学习的东嘎被迫放弃佛门,被改造为唯物主义者,几经辗转,最后回到家乡,但漫漫岁月始终无法消除他内心的信仰,最终作家以梦境的方式告知他应该回到最初,不要迷茫于世俗间,当他初醒后,小说最后描述到东嘎:“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川。东嘎想,这是瑞雪,昭示着来年,预示着未来。雪地里,留下了美好的希冀,也留下了东嘎长长的一夜残梦……”希冀和美好似乎隐藏着东嘎的未来的生活轨迹,也隐藏着作家对精神信仰的追逐。这种圆形结构的方式也是藏传佛教中曼荼罗图案的一种表现,藏传佛教中的坛城不仅仅是美学作品,还是宗教和哲学的象征,对于修行者来说,观望坛城是自身精神与宏观宇宙的一次对话,它隐喻着宇宙运行的力量与自身精神活动的交互作用。宗教是联系心理活动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过程是处在心灵的深邃幽暗之处,即独立于意识又超越意识。在这些过程中,许多可以间接地通过意识来引起,但绝不能通过意识的选择来引起。事实上,在古代的中国,就已经存在着天圆地方说,也就是圆形球体的天和方形平面的大地,圆、方是以两个坛城进行对比并且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圆是表示天理,基于金刚界坛城,方是表示大地的富饶,基于胎藏界坛城。这种人对天地的认识其实是人类心理的原型,也是人类共同的心理结构,荣格将这种人类共通的表现形式称之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而梦境在小说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文中常常通过梦来断定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比如在小说开头,东嘎出生后,格西泽央就梦到:“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狮子朝雪山走去,突然途中两次被人关进铁笼中,最后还是挣脱,朝着太阳照射的雪山上去了。”这段梦境似乎与东嘎的人生轨迹有着极大地相似,而这只狮子就是东嘎的化身。文学作品中的梦常常与现实情节在时间轴上形成线性的顺承关系,梦境紧承其前面发生的现实事件,可以看作是在现实事件之后发生的另一事件。而且,叙述者在开始梦境的叙述时,常常并不明确交代这是梦,而是把梦境当作现实的事件来叙述,直到梦者醒来才说明这个梦的结束,这样实际模糊了梦境在开始时间和空间上与现实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看起来现实情节与梦境情节是连在一起的事件。这种叙述伎俩使梦境在真实性上沾了现实情节的光,好像梦境也现实起来。许多文学作品中的梦在梦前并不交代梦的开始,而是含糊其词。在《雪夜残梦》中,现实情景与梦境是毫无界限地续接在一起的,有时梦境更像是一种征兆,有时梦境又是一种期望。对于梦醒后的幻觉,叙述者也是作为实景来说的,因此,实境、梦境在叙述中就没有严格的界限和虚实差异,可以自由相通,以致使读者产生现实是梦、梦也是现实的流动感。

二、征兆与梦的结合 

梦预示着未来。在小说中,梦的产生预示着未来所发生的事情,梦境是做梦者或梦中人物遭遇或境况的一种象征,象征体是非现实的,但象征体所指向的意义(本体)却是真实的,由此也使得整个象征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在神魂观基础上形成的梦兆观长期影响着人们。人们把梦当作是某种神秘力量对梦者的预示,在梦醒后要释梦,寻找梦境的意义,或者梦境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应验、体现,从而显示出梦境的真实可信。梦兆观念由来已久,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叙述的技巧和题材。一个怪诞的梦,一个与日常生活迥然不同的梦,如何建构它的真实性呢?人总是要从梦里醒来。梦的真实性还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显示梦境真实的方面,就是梦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梦兆的应验,梦中行为在日常世界所发生的实际效果等是可以征明梦的真实性的。在《雪夜残梦》中,梦境就是一种征兆,比如上述的格西泽央的梦,还有东嘎的梦,在拉萨发生事变之前,东嘎就梦见他走在一片森林里,突然山林起火,越燃越大,林中的动物四处奔跑,有一对鸟儿扑打翅膀朝他飞去,他刚想伸手去抓,鸟儿却忘另一个方向飞去,这个梦境与之后发生的事变结合,有着惊人的征兆,东嘎的两位朋友在事变发生之前就走了,而东嘎和寺院里的其他僧人在事变发生后纷纷押解到兰州,后又到四川广元、成都,最后又回到家乡康地,在这一路上的经历,东嘎与所认识的僧人都依依失去联系,他独自面对着这场灾难或者这场巨大的“火灾”。在这个故事中,梦不仅预兆了真实事件的发生,而且梦中情节与真实事件的情节相一致,简直是日常生活牛的事件的一种预演,具有一种奇巧般的真实。当然这个梦兆的实现是与主人公——东嘎的人生轨迹密切相关的,没有东嘎的那些梦作为神秘和神奇的宗教色彩,整个故事将无奇可言。

梦有所兆,日有所应,这样的梦,能说是虚幻的吗?这种梦的情节,虽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情节,但由于神魂观的作用,人们会认为这是在日常经验之上的更高层次的真实,非平常的生活平常的人所能遇合。至于那些通过拆字、谐音、反梦、神灵启示等方式来揭示梦兆的梦,则不免奇巧神秘得令人生疑,但仁真旺杰的这部小说的梦似乎都是令读者深信不疑的征兆。

三、梦中实现圆形思维

“梦”作为与“醒”着的现实相对立的概念,代表的是不受主体意识左右的异化世界,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他者,梦的经验人人皆有,那么这一“自有的世界”的主体客观性似乎不庸质疑,但是其在物质上却即无法被验证,更无法被还原,只能由醒来后的做梦者在意识的指导下进行转述,并且梦的经验一旦诉诸话语,就背离了其作为潜意识活动的本质,因此,从语义出发的梦的阐释学从一开始就纵容了意识的态意妄为。在仁真旺杰的《雪夜残梦》中,尤其是东嘎被押解到兰州、四川,后又回到家乡的这一段人生路程中,他的梦境基本上都是在受到上师或者神灵的归导,因为现实的残忍和过去极端的政治导向,信仰和政治导向的巨大冲突,使得东嘎的生命充满曲折和艰难。

按着小说中东嘎不断受到梦境的指导,小说结尾应该是东嘎最终回到佛门并潜心修行、拯救苍生的伟大志向,但在作家的某种顾虑和限制性思维下,结尾出现了众多空白,只是通过一个梦境使得读者眩晕、猜测和想象。有学者认为作家在创作时,他们从梦的“隐意”出发,寻找符合表达梦境效果的“显意”元素,并按照自己的意图选择和组织语言对象,最终实现表达梦的动作的可能性。在这一通过文本还原梦境的过程中,梦的隐意并不是弗洛伊德所定义的“自由浮现的意念”,而首先是创作者述梦的原始动机,是一种“伪隐意”,甚至是一种刻意。正是由于在文学,尤其是虚构文学意义上,梦的文本表述是从这一“伪隐意”出发,才致力于揭示(被讲述的)梦的形态结构和解码梦的符号象征意义的文本分析工作进入了可被检验的理论体系。在小说中的梦境,大部分都是作家背后的文化符号,梦在文本上显现的形态变得相对稳定、可辨识,整个文本的句法结构上宣示了梦境叙事的有效存在。

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他对其作品中梦的行为和梦的内容必然有充分清醒的意识,因此梦的契约可以被看作是作家在创作中根据其审美和戏剧冲突的需要安置情节的一种手段,在形态上是很灵活的存在,事实上,梦的契约在形态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梦境的表达效果:它可以是叙事者通过一个明确的动作谓语,比如文中常常提到东嘎的梦境,“晚上东嘎迷迷糊糊入睡,上师疯僧来到身旁。没有平时的愤怒,左手托着一只白鼠,右手秉着一根马鞭。白鼠眼里泛着神秘的光影,马鞭发出蓝色的光环……”“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东嘎慢慢进入睡梦中。说不清像谁,好似阿加上师的脸,又像根嘎喇嘛的手。他说:‘走吧东嘎,随我去看看理想王国的乐园’……”等等来宣告梦境的开端,也可以通过做梦者在醒来后意识的重获来点明梦境的终结。

 

参考文献:

[1]仁真旺杰著.雪夜残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0

[2]杨铖著.文学现代性框架内的梦境叙事研究[J].法国研究,2011.第四期

[3]格绒追美著.青藏辞典[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6

作者简介:王琳(1991—),汉,女,四川省都江堰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多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