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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由存在 我选择介入(郑睿)
2018-04-24 来源:青海作家网 作者:青海作家网

我自由存在  我选择介入

——浅析萨特的文学与哲学

郑睿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法国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萨特以其存在主义人学受到世界关注,他为世人留下许多思想财富,在其文学作品之中反映了他的哲学主张。本文以小说《艾罗斯特拉特》、剧本《恭顺的妓女》、剧本《涅克拉索夫》为例分析萨特关于“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文学介入”等内容,进一步了解萨特的思想世界,并且体会其贡献和影响的深广。

关键词:萨特 存在主义 自由选择 文学介入

一、从《艾罗斯特拉特》中看“存在”

《恶心》是萨特的代表作,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品,而1938年出版的小说《艾罗斯特拉特》作为萨特早期的文学作品,虽然不成熟,但已包含了萨特的哲学主张,即与《恶心》一脉相承的思想,如“存在”、“荒谬”等。

萨特借助古代艾菲斯城的一位市民的名字,为其形象做了现代语境下的解释。生活在古希腊的艾罗斯特拉特想用破坏性行为引起别人的关注,并成为永垂不朽的“英雄”,因此他放火烧了狄安娜神庙。市民为此大为光火,以法令形式禁止任何人提起艾罗斯特拉特的名字,违者将被处以死刑。在萨特文中的艾罗斯特拉特依然沿袭了这一特点,他无所事事,又与世界格格不入,他渴望成为伟人,却突发了向人群开枪的念头,荒诞的存在于社会之中。

1.自我意识与存在

小说的开篇是将似上帝视角和第一人称视角相结合,“人,要从高处看他们。我熄了灯,靠着窗口往下望;他们丝毫也没有怀疑有人会从上面观察他们。他们用心打扮自己的前面,有时也注意自己的背面,可是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那些离开他们一米七十厘米的观察者。……他们不懂得和人类的大敌——俯瞰——进行斗争。”“我”的注视下,和“我”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显得愚蠢和平庸,但是由于“我”也并不是一位大人物,因此更加渴望成为英雄。当他拥有手枪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他感到了“存在”,但是也正由于存在的凸显,“我” 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变,感觉“情况就大大好转了”。与《恶心》十分相似的是,主人公都感到了存在,异化的人物对周围的一切都有不同以往的感知,或恐惧或厌恶,当体验感逐渐扩张的时候,事物原本的意义逐渐丢失。当“我”在思考开枪伤人的时候,正是自我的消逝,个体化的体验只是存在的反映,“我”意识到我在思考,这是自我意识的运作过程,同时在自我的世界中,存在的平衡被打破,终于在“周围一切复归寂静”的时候,回到现实。

2.存在先于本质

由于“我”为了证明我自己的存在,为了成就自己的梦想,因此想通过极端的方式成为“英雄”,主人公的行为正是萨特本人的主张“存在先于本质”的体现。“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指什么呢,意思就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如果人在存在主义者眼中是不能下定义的,那是因为在一开头人是什么都说不上的。他所以说的上是往后的事,那时候他就会是他认为的那种人了。所以,人性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人就是人。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在小说开篇,“我”只是住在小公寓中的普通市民,正是为了证明我存在的特殊性,我有不同于其他的人的一方面,虽然不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但是依然能被世人“铭记”,让所有人谈论我,成为“艾罗斯特拉特”的现实版本。

二、从《恭顺的妓女》中看“选择”

萨特的“境遇剧”《恭顺的妓女》给人物设置了种种困境,让人物生活其中,必须做出抉择,这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自由选择做了文学解读。

1.境遇

在剧本中,萨特写到妓女丽瑟因为涉及到黑人和白人谁有罪的事件而矛盾重重。她一方面面对国家荣誉、以及个人的生存问题和金钱问题,另一方面是事实真相,真相却可能破坏实际生活。因此,在矛盾的境遇中,丽瑟的情绪经历反复变化,她本人在纠结中为诗人展开了境遇的具体面貌。因在剧中萨特对于美国社会的种族、阶层以及性别地位等的不平等现象予以表现,国家和人民的矛盾得以凸显,所以,这部剧常被看做是反种族歧视的和反阶级压迫的政治剧,萨特本人也被视为反美主义者。萨特在为美国出版的剧本译本上写过的序言中说他并非一个反美分子,而是反对种族主义。“确实,我们法国人有殖民地,我们的行为有待改进。但是涉及到压迫问题,就谈不上什么严人宽己了,应当揭露任何地方出现的非正义。……今天我在这个剧本中我谴责种族主义。”    对于妓女丽瑟的处境描写,让读者为剧中人物的选择头痛不已,在她的生存环境中,黑人和白人的矛盾是已经存在的,她本人的特定“境遇”又不得不让读者为她所在环境产生兴趣,如何在特殊的境遇中生活也是读者所期待的。在这个特定的境遇之中,丽瑟以及在其他萨特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被“不幸”围绕,她苦恼又矛盾但经常无能为力,并且在这过程中不时的产生外部压力,让人感到窒息。所以既然不能泰然处之,那么面对来自外部的威胁就需要为了生存而挣扎。萨特说过“境遇是一种召唤,它包围着我们,向我们提出某些解决办法,然而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做出选择。”同时,他认为境遇的出现不仅是小说或者戏剧中的特殊境遇,人有共同的境遇。剧中也许是将境遇更加极端化,如在《恭顺的妓女》中,丽瑟面对已经犯罪的白人和无辜的黑人来说,指证白人汤麦斯也许会像参议员劝导她的成为一位“优秀”的公民,但是良心不安。如果不作假证词则会因卖淫罪被囚禁18个月。丽瑟面对这两难的境遇,不得不好好思考,本来不受外界压迫的丽瑟十分坦然,选择为黑人作证。但是由于平衡被破坏,警察、约翰等人的进入让丽瑟进入了萨特营造的特定境遇之中。由此,主人公面临选择。

2.自由选择

不仅在《恭顺的妓女》中主人公面临选择,在萨特的作品的人物生活中充满了选择,如《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选择杀死奸夫和母亲。《死无葬身之地》中被捕的战士选择不妥协,他不断抵抗,宁受严刑拷打,也不交待上次在哪里。“我曾写道:‘在任何情况,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人自由选择自己当叛徒或当英雄。’”因此,有的人选择承担责任做一位英雄般的人物,有的人选择逃避或者妥协等等成为被压迫之人。“但我又认为一个人总能为别人所造就的自己做点什么,这就是我今天对自由所下的定义。自由是一种小小的行动:把完全受社会制约的生物变成部分摆脱它所受到的制约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具有自由的意志,有选择的权利。在《恭顺的妓女》中,丽瑟虽然处在难以选择的环境之中,但仍不得不选择,也具有选择的个人自由。她为了生存下去,为了反抗荒谬世界的压迫还要挣扎,最终也做了选择。同时,萨特认为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丽瑟因为参议员等人的不断施压,选择作假证词,她虽然违背了良心做出非道德的行为,但是,她一直在犹豫,这本身也是萨特认为的“选择”。并且,由于她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等,使得人物做这样的抉择具有合理性,面对监禁她曾经不为所动。但是汤麦斯母亲的片段又让人于心不忍,而且其实丽瑟即使不作证依然能将黑人被判刑,能让白人汤麦斯被释放。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说“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丽瑟做出选择后,她的确承担了责任,她后悔了,她认为自己做错了,可能会使一个无辜者受到伤害。丽瑟的自由选择不仅仅自我形象的塑造,也是对他人的塑造,并且在选择的完整过程之中为自己和对方承担双重责任。丽瑟拿到了手枪,她在为自己后悔的选择再次承担责任,直至黑人逃脱,她也有了精神的放松感。投入弗莱特的怀抱是丽瑟最后的恭顺,她对黑人的生活、对白人的生活、对社会的秩序、对内心的良知……承担了责任。丽瑟有自己的选择,她不是虚幻人物,她存在于社会之中;她不是无良知之人,她有真实火热的内心;她不是向金钱妥协,而是投入爱的怀抱。

三、从《涅克拉索夫》中看 “介入”

萨特曾经说“……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萨特认为文学写作就是文学介入,从本质上来说是写作的必然,这种介入往往是与现实、政治相关的。剧本《涅克拉索夫》是萨特在1954年根据大仲马的原著《金恩》改编的一部剧本。这部作品被萨特本人称为“讽刺剧”,同时充满了文学介入的特点。

1.揭露现实

由于作家希望能对现实世界的变革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在解释世界真相的过程中运用其特殊的手段方式,运用语言对世界赋予意义。萨特的哲学观即存在主义本身就是行动的哲学,而现实的世界又给他以生活的推动力。在1955年6月7日的《战斗报》上刊登了萨特的本分谈话内容,他说过“我的意图是把《涅克拉索夫》写成一个讽刺剧。首先因为我们不能用这种形式论述当今的社会,其次因为在法国存在一种潜在的审查,扼杀这类戏剧。”一个骗子乔治·德·瓦列拉冒充一个叛逃的苏联部长涅克拉索夫,在地区选举的前夕向报馆的编辑、董事会等泄露了耸人听闻的秘密。因为涅克拉索夫的名声很大,而这个秘密又令人震惊,所以必然引起社会的轰动。报社获得了大量的读者,销售量令人喜笑颜开;另一方面,由于骗子提供的名单上没有报社原董事长穆东,因此他被认为自己没有受到重视,可能是通共的叛徒并对国家具有威胁性,而愁眉不展。

原本被警察通缉的骗子乔治遇到报社编辑维罗尼克和希比洛,正因为希比洛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而同意听取骗子的意见。正由于报社需要爆炸性新闻获得社会的关注和与同行竞争的优势,为骗子的新闻心喜不已。同时,董事会的成员由于看到骗子提供的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认为受到重视,董事长的遭遇却使各位成员的内心信念更加坚定,所以,他成功的骗过一群又一群人。或许在剧本中骗子的行为令人不免产生怀疑,但是这在另一层面上正是对社会现象的揭示。

2.干预政治

经历了首次演出的戏剧,《人道报星期增刊》曾对萨特进行采访,他在采访中为观众解释了他作品中人物的形象以及作品的目的。“希比洛不完全是一个出卖灵魂的记者。他也是受骗上当的,是他的报纸所维护的思想的牺牲品。巴洛丹酷爱他的职业:新闻报道。涅克拉索夫,这个个人主义的骗子,逍遥取乐,自以为暗中操纵,而实际上他也只不过是个整个制度的一颗小齿轮,跟其他人一样,最后不得不妥协,所有的人都只能在一定的阶段上起作用。制度、机构决定着人。我描写的人物,着重表现它们受害于某个环境,而不着眼塑造他们的性格。如果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他们很可能不一样。所以左派的讽刺应该是针对制度的讽刺,而不是针对个人的讽刺。”在这段话中,萨特明确的说明了自己的创作意图,辛辣的讽刺剧不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社会的制度。在剧中人物身上,总能发现它们不完全失去人性中最美好的本质,所以当时社会中有些声音认为剧中人物不够凶狠。所以,萨特的解释正完美的告诉世人,虽然他们犯了错误,比如报纸业的董事会、编辑,司法部门的法官等,卑鄙的勾当摆在人们眼前,但是雇佣阶级的压迫是原动力。由于受到上一层的压力,执行制度必然导致现实中的人犯下错误。所以,即使是为了保住自己职位的编辑、编辑部主任、董事会成员等不去考证新闻的真实性,也不会令人反感,因为萨特说“我笔下的记者不是坏人,坏的是他们所服务的事业。”萨特在剧作中将社会现实和政治弊端相融合,在虚构的人物身上为读者呈现出“介入”的世界。

结语:萨特的文学与其哲学观息息相关,在文学作品中处处显现了他本人的主张,以存在主义价值观为基础,他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文学介入”等都与作品人物的处境、行动等相联系,由此,文学中散发着一代宗师萨特的独特思想之光。达伊格尔称萨特为“总体知识分子”,他看到了萨特的活动范围领域之广泛,风格之多样,他认为“他完全地投入到了这一事业当中,并且相信,作为一位作家,他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角色。”所以,萨特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看世界的人打开了一扇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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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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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龚北芳. 自由选择与责任——从《恭顺的妓女》看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03):72-73.

作者简介:郑睿(1993—),汉,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