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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来的小说《瞻对》为例(王琳)
2018-04-24 来源:青海作家网 作者:青海作家网

民族志小说的文化诗学意义

——以阿来的小说《瞻对》为例

王琳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与人类学的互相靠近和融合,小说界出现一股新的浪潮,一些作家不再是单单的“书斋”式创作,而是走进田间,进行田野调查,在切身实践和书本知识的双重作用下获取题材。这类民族志式的小说创作多为“写文化”,是一种“深描”式的民族志。作家阿来通过实地考察和对地方性历史的苦读写出了这本“非虚构”题材的小说——《瞻对》,本书不仅体现了民族志小说写地方性知识、文化、生活、信仰等人类学特点,同时也表达出了作家对文学现代性的反思和对当代性的追求,以凸显民族志小说的文化诗学意义。

关键词:阿来;《瞻对》;民族志小说;文化诗学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传播到中国,并影响了中国文学和文化,随着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以及一系列相关研讨会的召开,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确立。民族志小说概念的提出与这样的文学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民族志”本就属于人类学范畴,本着科学、客观、精确的态度记录地方上的历史、民俗、生活、宗教信仰、服饰、饮食等等,经典代表作就是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西方思想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马林诺斯基所建构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包括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和强调对研究调查对象的所言、所行与所思之差别的辨析等一系列纯科学的民族志理论受到质疑,并认为不存在纯客观、纯科学的民族志。随后格尔兹以跨文化的理解来建构“描述”与“事实”之间的桥梁,使自我封闭的现代社会科学家冲破框套,纯科学的民族志也从“生硬的事实”变为“浓厚的描述”。到了八十年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学反思经典著作《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出现了,在书中,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E·马库斯明确提出民族志“写文化”的诗学意义。同时期还有许多学者对人类学的反思提出了看法,理论的建立使得民族志具有文学性的观点也得以确立。

民族志经过“表述危机”之后,转向虚构与想象的文学性解读。在国内的人类学界,民族志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也受到人类学家的极大关注,对民族志“真实性”进行反思的同时,寻找并探讨民族志与小说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林耀华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庄孔韶的《银翅——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等著作都成为文学视域下的人类学研究,民族志小说也在长期的理论建构中提出。民族志式的小说在对地方性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民俗、历史等书写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的关怀,作家要深入描写对象的生活、习惯、习俗,所创作的小说要具有“真实性”,具体表现为文化背景的真实,呈现出的是一种真实的虚构。阿来的早期作品《尘埃落定》就可视为一本书写历史文化变迁中的藏民族地方志,而2014年出版的“非虚构”题材的小说《瞻对》相较于《尘埃落定》更加贴近“真实”,精细描写的真实历史背后隐藏着深厚的文化内蕴,且具有浓厚的文化诗学意义。

一、民族志与小说的互文 

民族志书写地方族群客观上的、官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小说则基于背景,进行知识与艺术的结合,因此民族志小说存在着民族志与小说的互文现象,通过理清这种互文关系,我们不仅能看到民族志小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能看到小说本身自带的审美价值。

通常研究互文性,我们都需要寻找相参照的对应物,但对于“非虚构”题材的小说《瞻对》,其本身就是一部民族志,同时也是小说。在小说中,正如阿来在接受采访时说的:“因为新书的题材是非虚构,就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大量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我大概整理了上千万字的文字材料,这可能一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另一个则是希望搜集到一点民间的材料。(一方面,需要还有实地考察,因为故事是在一定地理空间发生的事,需要把地理空间说清楚,就必须到原地去仔细考察。另一方面,故事讲的是清代、民国,但很多资料都来自官方史料,我还是希望看到、听到一点民间的说法。)……”《瞻对》不仅有大量的官方史料,还有一些通过阿来实地考察得来的民间资料,并且作家在文中大量引用,如《清实录藏族史料》、《清代藏事辑要》、《西藏纪游》、《新龙贡布郎加兴亡史》、《英国侵略西藏史》、《边藏风土记》、《西藏志》等等,还有一些藏文资料如《瞻对·娘绒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等,还有《清史稿》、《大藏经》、《四川通志》、《理化县志》等等,通过大量对文献的引用,谱写瞻对地方上的历史变迁、民族文化、人文环境、社会生活和民俗,这本小说可谓是内容丰富的地方性“民族志”。从小说自身来看,作家虽以“客观”的态度描述中央政府对瞻对进行七八次的大规模平乱战争,最终改土归流的政策使得瞻对这块“铁疙瘩”融化了,但从阿来的文字中仍然清晰的透露出作家的主观情感。

“法域‘卫藏’,马域‘安多’,人域‘康巴’”是一句在藏人中间广为流传的话,从这句民间流传的话语中就能清晰的知道康巴人的突出特点,按照藏学家同时也是人类学家格勒的说法,康巴人不仅注重人文精神,也注重物质精神,并且因为康巴的自然地理环境高山水深,康巴人出门不是上山登高就是下山下水,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康巴人体质上的高大,也形成了心理上追求高大威猛。格勒是从环境因素方面解释康巴人的高大;从文化因素方面,战神格萨尔王的出生地就在康巴,相较卫藏人和安多人更加追崇格萨尔王的康巴人自身血性就带着勇猛、有仇必报、好战的特点。《瞻对》在客观书写历史的同时也在分析康巴人的特点和属于康巴人的生存之道。瞻对战事不断,其原因就是瞻对地方上的“夹坝”劫掠了官府的财物,“夹坝”,在不了解康巴人的汉人官员看来就是“劫道也”,但“夹坝”在康巴语中是褒义,可理解为“游侠”,民间还有专门歌颂“夹坝”的民歌,阿来解释道:“劫道,是世界对他们行为的看法;游侠,是他们对于自己生存方式的定义。……从游侠歌所唱我们知道,这些夹坝不过是在面对可以使其生命轨迹得以上升,被赋予意义的命运之门,都不能进入的时代的弃儿罢了。……”《瞻对》中的文字还有许多像这样表达作家阿来主观上的意见和想法,文学家、小说家阿来自身本着人文主义情怀书写地方历史,“非虚构”小说也具有丰富的文学性表达,民族志与小说的互文达到互相熔接的高度。

二、《瞻对》的文化阐释 

时代的文化状貌在文学中获得特殊的保存,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和生活形式在文学中获得形象而又生动集中的表现。阿来的《瞻对》以民族志小说的形式对康巴文化、精神内容进行存留,即使没有像民族志学术型研究那般系统的、科学的对地方性知识进行记录,但也实现了对康巴文化深刻而广泛的书写。

阿来对瞻对这个地方的书写,既能代表整个康巴的整体文化内涵,又有着瞻对地方性文化特征,而这样的地方文学是文化系统之中的构成因素,又是文化的典型反应,即可以说《瞻对》书写的是小历史,反应的却是大背景。此处引用一句学者严家炎的话:“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点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民族志小说作为以书写地方性知识、文化为基础的文学类型,小说的虚构性也在“非虚构”的基础之上进行创作,作家对文化的把握基于个人经验。阿来作为瞻对的“外乡人”,但又是在同一族群文化背景,对康巴文化历史的解读也是在虚构与“非虚构”叙事之间,作家始终站在客观角度上进行主观分析,就像他在当地人口中听到的“布鲁曼”英雄事迹和官方历史上记载的“布鲁曼”则大相径庭,作家在文中就说:“我深入新龙,还是大有收获。一来,所得材料可补官书之不足,更重要的是,得以用本地人的视角,来看瞻对的人和事。这样多角度交替观察,可能更接近客观事实。以瞻对人的视角说瞻对,首先是其历史更为久远,当然,也更像传奇。”从阿来小说的文字之间也感受出作家对本族文化记忆的找寻,但出生于族群身份较为复杂家庭的阿来在阐释文化时的视域仍然使得读者困惑不已,文本中所反映出的特定文化和特定地域的文化积淀对作家的影响往往在自我消化过程被淡化。

阿来之前的一系列文学创作都是作家对藏民族文化精神特质的理解,从《尘埃落定》到“阿来山珍三部”,这期间阿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书写藏地的变化,藏地文化精神特质中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在阿来的笔下显出对抗现代社会的秩序性和确定性。《瞻对》是阿来反观历史的一隅,发现今天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在这一小块地方历史上寻找到答案。瞻对与朝廷长期处于治与乱的纠纷之中,朝廷对地方上族群文化的陌生,以“他者”的文化中心主义看待地方人文特点导致政府花费大量兵力“治乱”,但“治乱”效果并不好,最终却以改土归流的方式熔解了瞻对这块铁疙瘩。同时,阿来对瞻对的“乱”与朝廷的“治”的描写,也突出了作家对不同文化的不同的阐释视域。

三、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融合

历史理性作为一种对历史的反思型思考,是一种自觉意识,并要求社会走历史必然的道路,而人文关怀却注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生活。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科技、交通拉快了人们的生活进度,人口、资源环境等矛盾空前激化,现代文明危机使得人类不得不思考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作家阿来书写《瞻对》致力于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对于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悖反在民族志小说《瞻对》中得到恰当的融合。

如本文的前述,民族志小说的特点就是既要展示民族的服饰、礼节、风俗等民族志记录的方面,又要在“作家熟稔民族生活的基础上,深入到地域和民族社会历史的深层,对一个民族在漫长的传统中形成的生活样态和文化精神作有理有据的表述和回应。”阿来大量的搜集资料和展开长期的田野调查最终完成对《瞻对》的写作,从《瞻对》小说故事发生发展的线条可以看出,作家是带着历史理性在进行创作。小说通过故事发生的线性时间来描述清政府反反复复的对瞻对用兵以治乱,从乾隆开始到民国,再到共产党领导时期,期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和发生事件背后的国际大背景都在小说囊括范围之内。在这些大背景和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作家又常常以文学家的感性关怀瞻对人的生存和生活,如对瞻对“夹坝”英雄的关注:班滚、洛布七力、贡布郎加,对战乱中东奔西跑、食不果腹的藏民关注,对既要承受朝廷压力又要管理地方的汉官的关注,等等。作家阿来以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和真实的虚构性历史情节为我们展现了康巴地区的人民在艰难而又独特的生存环境中挣扎,以此传达出作家对现代性的反思。

叶舒宪在《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中说过:“被压抑的文化他者现在成为文化反思与再认同的镜子。”阿来一直致力于寻找自我的身份,从他的小说中就可以看出他对自我身份尴尬境况的流露,他又在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同时对藏地人类生存前景的不可持续而感到担忧,所以《瞻对》不再是浪漫主义主导下那些情绪化的无病呻吟,而是在看到现代社会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带着沉重的责任感去翻阅历史资料、去田间调查,只是以小说的形式来解答现代性问题。

参考文献:

[1]阿来.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4

[2]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3]叶淑媛.民族志小说“写民族文化”的新探索——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中心[J].西北民族研究,2014.第四期

[4]阿来、童方.《瞻对》·“国际写作计划”及其他——阿来访谈[J].阿来研究(一)

[5] 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J].理论与创作,1995.第一期

 

作者简介:王琳(1991—),汉,女,四川省都江堰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多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