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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救赎之路——以人格系统理论解读《嘛呢石,静静地敲》
2021-04-14 来源:青海作家网 作者:钱庭婷

精神救赎之路——以人格系统理论解读《嘛呢石,静静地敲》

钱庭婷

 

摘要:《嘛呢石,静静地敲》是万玛才旦同名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中的第一篇,万玛才旦在小说中以洛桑个人寻求个人精神救赎的历程,折射出了藏民族寻求精神家园的艰难过程。透过表面的故事情节,小说中洛桑追求个人救赎的历程也是完整的人格建立的过程,这正对应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系统理论。本文试从本我、自我与超我三个层面对《嘛呢石,静静地敲》进行解读,从而把握洛桑的形象以及小说的深层文化意蕴。

关键词:洛桑;快乐原则;嘛呢石;救赎;人格系统理论

 

   人格系统理论是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所提出来的,用于解释意识和潜意识的形成和相互关系。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意识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从而构成了人的完整的人格。在小说《嘛呢石,静静地敲》中,人物的行动与梦境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洛桑正是经历了本我的浑浑噩噩到自我的觉醒,再到超我的理想境界,致力于寻求精神的救赎。洛桑前期的嗜酒成性遵循着“本我”的快乐原则,中期的渴求信任以及对母亲的歉疚心态屈从于“自我”的现实原则,而后期的为集体献出嘛呢石则是出于“超我”的至善原则。本文试从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个方面,分析洛桑寻求个人精神救赎历程,及其完整人格的建立,从而揭示民族寻求精神救赎、追求精神家园的文化心理。

 

一、“本我”——对酒的欲望 

   本我(id)是在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弗洛伊德提出,本我是最原始的、潜意识的、非理性的心理结构,它受到快乐原则支配,一味追求满足[1]。本我是人性的本能,是在排除一切外在世界的干扰,不受道德与法律束缚的本能的选择,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心理结构多存在于人的婴幼儿时期,是与生俱来的人格结构。基于快乐至上的原则,个体往往追求的是生物性需求,如口腹之欲的满足与避免痛苦。

在《嘛呢石,静静地敲》中,洛桑的“本我”体现为对酒的欲望。小说开篇就提到:

 

“洛桑是个名副其实的酒鬼,一个月里几乎有二十天他都醉着。” [2]

 

父亲因醉酒而亡,洛桑目睹了父亲冰冷的尸体以及父亲脸上诡异的笑,他曾暗自发誓将来绝不沾酒。而刚过十八岁他就迷上了喝酒。小说并未交代洛桑是如何迷恋上喝酒的,读者基于对文本的阅读,多会认定洛桑嗜酒与他父亲有关。但亲眼目睹父亲离世的场面,依旧未能阻止洛桑迷上酒精,除了用“宿命”来解释之外,用“本我”的快乐原则来解释也具有合理性。正如万玛才旦在接受访谈时提及,嗜酒更多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与麻痹[3]。洛桑嗜酒更多是出于对现实的逃避,是本我快乐原则作祟的产物。酒精唤醒了洛桑的本我,使他不感到悲伤。洛桑因为醉酒错过了见母亲最后一面,成为了村里的笑柄,正是基于快乐原则以及对痛苦的逃避,他能够依旧沉迷于酒精的麻痹,不去理会他人怎么说。

“本我”是不被世俗所接受的人格,是非社会化和混乱无序的,但同时也受到意识的遏抑。洛桑沉迷喝酒,在得知母亲离世的消息后他的懊恼和悲伤,都使得他将本我欲望暂时收住,直到办完母亲的后事才接着喝醉。自我与超我是以本我为基础而发展的,故本我作为人格系统的基础是不会消失的,它只会因为意识的遏抑而暂时消失,如饥饿、生气、性欲等本能冲动。“觉得自己不孝”的意识遏抑了洛桑的本我,而“让自己不感到悲伤”的内在需求又重新唤醒了洛桑的本我,使他再度沉迷于酒精的麻痹。即便是在听到了敲嘛呢石的声音,知晓嘛呢石的秘密之后,洛桑也会以“昨天一天没喝酒,喉咙里怪痒痒的”为借口,去把自己灌醉。

总的来说,本我作为洛桑自我救赎之路的起点,对人物性格塑造与小说情节推进以及小说文化内蕴的揭示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当本我占据主要地位时,透过个体的眼光看外界,真实与虚构的界线也就更加模糊了,洛桑的本我呈现出酒鬼的形象,他描述的事情以及他说的话是荒诞的、不可信的,这使小说呈现出混沌而朦胧的审美效果。而本我分化成自我的过程,也为小说叙事的展开提供了契机、动力和空间[4]

 

二、“自我”——被信任的渴望与对亲人的罪疚感

自我(ego)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是从本我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弗洛伊德提出,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是受知觉系统影响,经过修改来自本我的一部分[5]。本我向自我的分化过程也是意识的觉醒过程,是以内心知觉为前提条件,在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在《嘛呢石,静静地敲》中,洛桑的自我意识觉醒,主要是基于外界的怀疑态度,与内在的歉疚心理。

外界的怀疑态度激起洛桑寻求信任的渴望。弗洛伊德提出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是个体在受到外界干扰后内在意识觉醒,并主动以现实原则暂时中止了快乐原则。在小说中,洛桑采取了向佛发誓和主动寻找两种方法,试图建立起他人对自己的认同与信任。受佛教影响,当代藏族文学自然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6]佛是藏族人的信仰,向佛发誓无疑是极重的承诺,向佛发誓是洛桑基于民族身份及信仰选取的第一个建立信任的方法。当洛桑在醉酒后听到敲嘛呢石的声音时,他告诉酒友丹增和村里人,但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说的话,在他向佛发誓之后,除了丹增以外村里人都是讥笑的态度,于是洛桑采取了第二个方法,他决定亲自去找寻真相。村里人嘲笑的眼神触动了自我的觉醒,洛桑再一次遏抑了喝酒的本我欲望,去到刻石老人生前刻嘛呢石的地方一探究竟。在刻石老人刻过的石头里,洛桑发现了未刻完六字真言的嘛呢石上凭空多出了一个字,于是他去到活佛仁波切面前,希望活佛能够相信他所说的话。

内在的罪疚感是洛桑帮助刻石老人完成刻石的主要原因。通过梦境传达思想意图也是万玛才旦惯用的手段[7],洛桑在梦境中与刻石老人对话,得知嘛呢石与父亲母亲相关,也基于对母亲的歉疚心理,洛桑决定帮助刻石老人完成刻石。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内在的歉疚作为内心知觉使得自我从本我中分化出来,能动地调节这个体自身与外在环境的关系。未刻完的嘛呢石承载了洛桑对母亲的歉疚,洛桑带着刻石老人的话去找活佛,去买凿子帮助刻石老人完成六字真言,这都是为了消除强烈的内在罪疚感,为寻求救赎所做出的努力。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并未同本我截然分开,它的较低部分合并到了本我之中[8],故洛桑在帮助刻石老人完成六字真言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脱离本我的欲望,依旧会时不时陷入了醉醺醺的本我状态。

自我是完整人格建立的中心环节,也是洛桑寻求救赎的关键所在。当自我占据人格的主导时,个体会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洛桑帮助刻石的行为使他说出的话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他满足本我喝酒欲望的同时,也满足了自身被信任的渴望,他依旧醉醺醺但在村里人的眼中不再是酒鬼的形象,而是“佛缘很深的人”。自我实现了个体与外在现实世界的和谐,是洛桑寻求救赎之路的必经环节。

 

三、“超我”——罪疚感的升华

超我(superego)是人格中高级的、道德的、超自我的心理结构,以良心和自我理想等至善原则来规范自我。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进一步提出,超我从自我中分化出来,代表着个人发展和种族发展中最重要的特点。[9]简而言之,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追求至善的完美原则,是对私欲的抑制与对道德的升华。在《嘛呢石,静静地敲》中,嘛呢石刻好之后,洛桑内在对母亲的歉疚心已然消除,基于超我的至善原则,他最终选择了把嘛呢石捐给寺庙让所有人供奉。

在嘛呢石刻完之后,洛桑说:

 

“现在我也放心了,我阿妈对我阿爸也有交代了,刻石老人也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10]

 

洛桑心满意足的笑,是罪疚感得以消除的表现,而洛桑最终将嘛呢石捐给寺庙的举动实现了自我向超我的分化,嘛呢石作为“心愿”,作为消除罪疚感的工具,在刻完那一瞬间就已经完成了职能。而洛桑的自我分化出了超我,个体救赎的历程也升华成为集体的救赎之路。嘛呢石不仅抵消了洛桑的自我罪疚感,同时也成为了供村里人乃至所有人“沾光”与“积德”的载体,故洛桑寻找自我救赎的历程也是带有民族文化意味的自我寻找。[11] 

在洛桑捐出六字真言的嘛呢石之后,刻石老人在七天七夜的超度中离去,小说由此收尾,洛桑的救赎之路看似已经走完了。但小说的末尾绕有意味:

 

“有时候在月亮很圆很亮的夜晚,洛桑喝醉酒一个人回家时,偶尔还能听到远处有人敲嘛呢石的声音,静静的,像一首无字的歌谣。” [12]

 

洛桑再次酒醉之后听到敲嘛呢石的声音,而刻石老人已经完全离去,但小说戛然而止,这声音是真是假已无从知晓。而嘛呢石在经由超我人格的升华之后,已然成为所有个体寻求救赎的象征,追寻是人类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生命追求,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永恒的精神动力[13]。正如万玛才旦在访谈中提出的那样,“寻找,最终没有找到,失落的主题贯穿了我的写作。” [14]洛桑经由自我分化出超我,在进入超我的阶段之后,洛桑不再是自我意义上的个体,而是集体与民族意义上的个体。洛桑捐出嘛呢石后,嘛呢石成为了集体意识的表征,敲打嘛呢石的声音也是洛桑追寻自我救赎的重演与再现。

   超我是由自我分化出来的道德化、理想化的人格,是洛桑寻求救赎的最终环节。在自我阶段洛桑完成了内在罪疚感的消除,这是他寻求救赎之路的核心所在,而到了超我阶段,嘛呢石所承载的是集体与民族的追寻,嘛呢石再次敲响,故追寻救赎的路并没有因为洛桑内在罪疚感的消除而终止。

 

结语

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关系不是完全矛盾的,本我、自我与超我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格系统,“本我”是洛桑的原始欲望,也是民族文化根基中的驱力能量;“自我”是洛桑的意识觉醒,也是民族开始思考自身文化发展的阶段;“超我”是理想化的洛桑,也是民族的理想与追寻的象征。弗洛伊德的人格系统理论有助于解读《嘛呢石,静静地敲》中洛桑的形象,以及万玛才旦透过洛桑所呈现出来的民族文化个体的形象。《嘛呢石,静静地敲》以洛桑完整人格的建立呈现了个体寻求精神救赎的全过程。洛桑完整人格的建立过程表面上是在追寻内在罪疚感的消除,其实也在追寻着精神上的救赎,无论是被认同、被信任还是如释重负,这都只是精神救赎的一个方面,洛桑寻求精神救赎的历程也是藏民族追寻民族历史、追寻精神家园的折射。

 

参考文献:

[1][5][8][9]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车文博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113,113,131,139.

[2][10][12]万玛才旦.嘛呢石,静静地敲[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4:3,28,30.
[3][4][14]万玛才旦.撞死了一只羊附:万玛才旦关于小说创作的访谈[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204,203,210.
[6]胡沛萍,于宏.多元文化视野中多当代藏族汉语文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200.
[7]才旦.一片亮丽的文学天空—评万玛才旦的小说创作[J].青海民族师专学报,2000(2):18-20.
[11]唐红梅,王平.宁静中的自信与优雅——论万玛才旦小说创作的特色与意义[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159-162.
[13]杨经建.追寻:中外文学的叙事母题.[J].文史哲,2006(4):1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