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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卓长篇小说《太阳部落》中的“出走”与“归来”
2021-05-12 来源:青海作家网 作者:青海作家网

梅卓长篇小说《太阳部落》中的“出走”与“归来”

钱庭婷  青海民族大学2020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摘要:《太阳部落》以伊扎部落和沃塞部落之间的“权力之争”为主要线索展开叙述,塑造出了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一直是历来研究关注的重点。本文试从小说中反复多次出现的“出走”与“归来”情节入手,分析人物性格的魅力所在,进而挖掘“出走”与“归来”模式背后的逻辑与文化意义。

关键词:太阳部落;出走;归来;民族意识

 

   《太阳部落》是藏族女作家梅卓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伊扎和沃塞两个部落之间的权力之争为线索,以索白夺权为开端,并以索白归还象征权力的“太阳石戒指”告终,正是“用人性演化的轨迹展现了藏族部落历史变迁的进程1”。除了索白,小说还塑造了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香萨、桑丹卓玛、尕金、嘉措、阿莽等等。人物的“出走”与“归来”作为反复出现的情节,也构成了小说的内在结构,对文本意义的生成起着重要作用。故本文以“出走”与“归来”模式为划分依据,着眼于与之相关的人物形象,并对他们进行归类解读,进一步挖掘潜藏在模式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

 一、出走的形象

自五四时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引入国内,“出走的娜拉”开始进入中国文学视野,“出走”的主题也开始大量见诸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如巴金的《家》中成功出走的觉慧,和曹禺的《雷雨》中出走未果的周萍。在《太阳部落》中,“出走”作为情节,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如不堪受辱的万玛措背井离乡、罪疚不已的夏仲益西出家为僧。“出走”是一个行为,是人物基于现下的外在处境与内在心境而做出的反应。同时“出走”更是一种心态,是人物内心深处的叛逆与抉择2。基于“出走”的不同心态,本文将出走的人物形象分为“自我逃避型”和“主动选择型”两种进行分析。

(一)自我逃避型 

  “出走”背后的动机是区分人物性格差异的关键所在,基于自我逃避的“出走”并不意味着他们选择的方向有高低之差。这一类出走的形象以香萨和夏仲益西为主,他们因外在处境与内在心境的强烈波动选择了“出走”这一行为,这样的选择又构成了他们自身性格的变化,正如刘再复在《文学的反思》中提及,“这些看似不连贯、不一致的地方实际上与他的本质必然联系着3。”他们性格的发展性与复杂性在“出走”中得以体现。

香萨是老千户之子嘉措的女儿,年幼时父亲的不辞而别使香萨心里留下裂痕,父亲留下的“木刻风马”陪伴着她长大,也使她相信父亲终有一日会回到自己和母亲身边。在阿莽意外辞世之后,情绪低落的香萨撞见了母亲与洛桑达吉的情事,这份沉重的打击迫使她选择了“出走”。她对母亲说要去找阿爸,并不是要彻底离开母亲,而是寄希望于“父亲能突然出现在伊扎的土地上,重新和她们母女俩过上圆满的生活”。基于突发事件的强烈冲击,也为了重建过去的美满,香萨一改往日在母亲面前的乖顺,毅然“出走”。

夏仲益西的“出走”又与香萨有所不同。与雪玛的感情润泽了夏仲益西干枯的心灵,他决定为了这段感情试着与母亲尕金商谈。雪玛一直等着夏仲益西来提亲,带自己逃离那个破败不堪的、只有打骂没有温情的家,在被索白的儿子才扎酒后强行占有后,周围人的无端指责使雪玛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夏仲益西的沉默使她彻底绝望,最后走向疯癫。夏仲益西面临着“一切缓慢的、柔软的、无助的希望化为乌有”,基于恋人的离去与自己的无力,他最终选择了“出走”。相较于香萨为恢复往日美满生活为目的,夏仲益西的“出走”更多是为了走出母亲的阴影,他选择了出家作为方向,一方面是为了“使母亲攀附权贵的期望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洗涤内心罪责。

(二)主动选择型

“出走”背后的动机因人物性格殊异而多样,自我逃避型的出走往往有一个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点和一个较为确切的出走方向,而主动选择型的出走除了“出走”这一行为是确切的,方向在做出“出走”这一选择时尚且未知。在小说中主动出走的人物如万玛措和嘉措,他们的出走同样是“内心深处的叛逆与抉择2”,但他们只是带着对未知的、新的一切的期待出走,并没有一个明确可知的方向。

万玛措是索白千户的厨娘,与扎西洛哲成婚并育有子女,她的“出走”是为了离开不如人意的婚姻家庭。在与扎西洛哲的一次争吵后,万玛措遇到了赶毛驴车的小贩并“简单快捷地发现了自己的道路”。在交谈中万玛措得到了小贩的口头许诺,于是她毅然决然抛弃了家庭出走。万玛措头也不回便跟着陌生的小贩离开了伊扎,小贩是怎样的人无从得知,万玛措离去后的生活如何也无从知晓。万玛措的出走占据极少篇幅,她的出走是冲动的结果,亦是在婚姻中失望不断累积的结果。“出走”是万玛措主动选择的行为,她走出了家门与过去,去寻求全新的生活意义。

嘉措是老千户的儿子,自父母接连离世之后他又与千户之位失之交臂,在失魂落魄之时桑旦卓玛的父亲收留了他。一方面他娶了桑丹卓玛过着寻常日子,另一方面身世之变又使他常常烂醉如泥,最后他选择了“出走”,抛下了妻女离开伊扎。他带着“雪狮”和护身盒“故作轻松”地出走,但他所背负的行囊尤其沉重,除了心理上的强烈落差,还有对妻女的情感。相较于走出有形的家门,寻求可以取而代之的新的有意义的心灵归宿才是更困难也是更有价值的2,嘉措的“出走”也是主动选择的行为,他走出了千户家族的深宅大院,走出了身世之困,抛下了思想包袱也舍下了亲情眷恋,最终在衮哇塘找到了新的生命的意义。

 二、归来与抉择

“性格的深邃,就是揭示灵魂深处这种不断突破自己又不断地回复自身的双向逆反运动过程。”3在小说中,出走的人物形象很多,但同时也不乏在出走后选择归来的人物形象,这也是他们性格复杂性的集中体现。归来的人物形象如嘉措和香萨,他们在“归来”后完成了抉择,但也基于不同的生命体验,嘉措和香萨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

(一)现世:开辟新世界

   出走后的嘉措在衮哇塘建立起了新的“部落”,成为受人景仰的孜孜森杰。他的出走无疑是成功的,在伊扎部落失去的权力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的手里,但他依然心中有所牵挂,所以他在出走后选择了归来。而这次归来并没有改变他曾选择的人生方向,或者说,是使嘉措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在异乡异地、在梦里、在心里无数次呼唤妻子的名字之后,嘉措还是回到了曾经的家,来寻回曾被自己抛下的妻女,但此时的桑丹卓玛已经跟洛桑达吉产生感情并有了孩子,拒绝了嘉措的请求。于是天还未亮,嘉措再次悄悄离开了伊扎。

通过香萨的眼,衮哇塘的形象得以呈现:

衮哇塘,在黄昏到来之际,显得非常宁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村落,沿山坡而下,每一户人家的庄廓都结实而美观,与别的村落有所不同的是,衮哇塘的外围是一垛围起整个村落的高墙,就仿佛衮哇塘本身就是一座庄廓,那里面包含着周密和谐的、完整不可分的内在意义。4

衮哇塘是一个安宁的世界,是现世的理想境地,在伊扎部落和沃塞部落被严总兵设计歼灭之后,衮哇塘也成了所有人心神驰往的最后一块宝地。离开后的嘉措坚定了自己曾选择的方向,他以归来完成了对过去的彻底告别。

(二)来世:寻求精神圣地

出走后的香萨还是选择了归来,她看到了父亲的新家,知晓父亲属于衮哇塘和衮哇塘的男人女人们,于是她回到了母亲和妹妹身边。香萨试图找回父亲重建美满家庭的希望破裂了,于是她归来并找到了新的归宿——修行。

她抛弃父母双亲,远离阿莽,她告别季节与青春,割舍尘缘……4

前往玛冬玛山密修,是香萨在归来后做出的选择,是她再次寻求人生意义的途径。索白和才扎在山洞里发现了穿着黄绸衣服的女婴,脖子上还有一串红色的珊瑚珠子。而红色珊瑚珠串是正是桑旦卓玛留给女儿香萨的,结合香萨修行的情节以及女婴的种种特征,女婴与香萨之间无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女婴长大后被异乡的女喇嘛指认为转世神童,梅卓用“活佛转世”、“灵魂游走”等藏民族原始文化和宗教文化中富有神秘性的文化符号,完成了小说神秘与现实的自由转换1

香萨在密修中得到了自由,她头发脱落、身体消亡,泪流满面告别所有人。香萨以苦修顿悟为寻求人生意义的法则,最后她转世成为庇佑并引导信众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女活佛,父亲嘉措建立了现世的安宁世界,而香萨则为现世苦难的消解提供了宗教文化意义上的可能性。

 三、“出走”与“归来”模式背后的逻辑与意义

“出走”与“归来”承载了彰显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其背后的逻辑意义是解读小说深层文化意蕴的钥匙。小说中的人物的“出走”与“归来”既是基于人物自身性格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有深层的文化原因。

(一)藏传佛教的思想渗透

   梅卓作为当代藏族作家,她作品中的人物、风俗和建筑等都带有鲜明的藏族气息,而藏传佛教作为藏族人的信仰,其对作家作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太阳部落》中的佛教因素在人物的“出走”与“归来”中都有所渗透。夏仲益西的“出走”与香萨“归来”后的选择,都是佛教思想的体现。夏仲益西选择出家,是因为想走出母亲的阴影,也是因为自身的佛教信仰。香萨归来后决定密修,也是基于自身的信仰,包括她在山洞内密修时的所闻所感,都体现了藏传佛教思想在“出走”与“归来”模式中的渗透。此外,小说中的情节也带有鲜明的佛教思想,寻找转世灵童的情节在小说中出现了两次,丹麻喇嘛寻找活佛转世与异乡女喇嘛寻找活佛转世的情节,这些情节并未作为主线呈现,而是作为文化景观丰富了小说的民族文化底蕴。

(二)民族命运的思索

   《太阳部落》涵盖了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的40多年,书写了在反动政府欺压下,藏族部落从沉沦麻木到逐渐觉醒、从自相残杀到最终团结为家园而战的故事,从而展现了藏族部落面临内忧外患的生存困境1。梅卓用自觉与理性的目光审视自己民族的内在痼疾,她借嘉措的“出走”反映部落权力争斗的薄情自私,将嘉措建立的衮哇塘视为民族命运的出路。衮哇塘是战后无家可归的藏人眼中的“香巴拉”(意为极乐园,是藏传佛教徒向往追求的理想净土),嘉措出走到归来,最后致力于建立衮哇塘的历程,是藏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的体现,也是梅卓借藏族部落的历史思考当下本民族命运走向的集中体现。

 

结语

“出走”与“归来”作为情节时呈现出的只是表象,而表象之下的文化内涵才应是关注的重点。梅卓借《太阳部落》中的“出走”与“归来”表达了对民族生存状态的思考与对民族出路的追寻,而基于藏传佛教思想的渗透,小说中人物的“出走”与“归来”也带有宗教文化色彩。不同的个体选择的总和汇成了完整的民族生存面貌,人物的魅力也在于此,他们的性格的复杂性决定了他们如何“出走”与是否“归来”,在面临“出走”与“归来”时,人物选择的多样性也呈现出了民族生存状态的复杂性与民族出路的多种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胡芳.《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梅卓小说之民族文化寻根[J].青海社会科学,2002(6).

[2]张玲霞.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出走”情节[J].文史哲,1999(6).

[3]刘再复.文学的反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296,299.
[4]梅卓.太阳部落[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321,344.